题记：周立教授团队撰写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一文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一经刊发，在国内乡村发展研究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特此刊发该团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以飨读者。此文是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纵深调研，打破常规视野中“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程式，一点触及，多点发力，多视角发现乡村中国的魅力，总结乡建历史和经验，传承乡村文化，开启城乡中国发展的新研究时代，学者情怀贯穿其中，读后为之动容。欲知详情，请君细赏。 一、周立:以多视角在乡村发现中国 看如今的城市，常常是千城一面、万楼一貌。但农村却各有不同。 虽然影响中国城市的强大力量，同样在影响着中国乡村，但乡村总有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抓地力，总有草根般的韧劲，总有水草般的适应力。无论水面多大，无论上层如何波浪起伏，水草的草尖，只是随波摇曳舞动几下，根部仍深植厚土，任尔东西南北风。 在这个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变时代，为认识和改造变与不变的中国，乡村建设工作者已在城乡间往返奔走十数年。当乡村振兴号角吹响，城乡中国时代已然来临时，我们聚拢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学界好友，沿着草尖，溯回到草根，以跨学科、跨地域、跨古今的多视角，来到晋豫陕三省乡村，意图在乡村中发现中国，发现中国的多样性，发现中国力量，发现中国道路。 为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的活动组织，笔者曾写下200多字的缘起： 当1998年“锵锵三人行”开播的时候，我们萌发一个中国农村跨学科巡游的“三人行”主意。无奈，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延宕至今，发现欠缺的，只是一个决心。决心一下，应者云集。三人已是不足，遂有九人行也！ 中国发展经验，无疑是独特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乡土中国，已然转变为城乡中国的基本格局，让我们更需要在乡村发现中国。单一学科和单一视角，如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终是井口那一片天。然一隅之得，亦可成就众人之识。多学科多视角的跨学科调研与对话，成为我们在乡村中重新发现中国，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规律的共识。早萌的春芽儿，期待在夏日调研中，绽放一树繁花。 刚启动调研，九人仍是不足，我们又有好友加入，遂有十二人行。我们一行十二人，在晋豫陕三省七个县区，走马观花，随走随停，白天看，晚上聊。十二天调研下来，吃三睡五干十六，风云际会、思想激荡，有同仁竟因讨论热烈，而至夜不能寐。眼见着，眼见着，这一树繁花，慢慢绽放起来了。 在第一站山西大学，我们看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农村集体化档案馆，这是当代中国搜集民间资料最为完整的地方。我们和中心主任行龙教授等十多位同仁展开集体化时期中国研究的讨论。我们看了300多个村庄档案的抢救式发掘，感受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研究从容。晚上，笔者组织了以“城乡中国和乡村振兴”为主题的讨论，认为中国已不再是乡土中国，也不是城镇化主流驱动的城市中国，乃是一个城乡各半，共生共荣的城乡中国。乡村振兴需要面对“四洗三慢两养”的新需求，去创造新供给，催生新业态。笔者也就此反思自己经济学背景下仍未褪净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思维痕迹，以及经济学瞎子摸象的独特性和片面性。从张艺英的短文《从书斋到田野》中，也可以看到她作为历史研究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社会”，重新在乡村走近历史，重新发现中国的思考。 图1 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第1站) 在第二站山西长治市的平顺县，我们一同访问了四个村庄。第一个是西沟村，这是中国第一个互助组的诞生地，我们也有幸和几近90高龄的申纪兰大姐座谈聊天，她自1954年以来担任了第一届直到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我们住在川底村，这是赵树理《三里湾》的原型地。我们还访问了另外两个村庄——神龙湾村(挂壁公路)和羊井底村。平顺一行，大家和当年四大全国劳模及身边人士，以及当代愚公，一同回顾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在平顺的两个晚上，社科院的贺照田先生，做了“群众路线”的引谈。他引发了革命时期和当代实践中，群众路线的名实分离以及如何弥合的讨论思考。华中农大的狄金华先生，做了“集体经济”的引谈，引发了汲取型和分配型两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动员效应，以及集体经济能否复兴，再组织化有无可能，集体经济发展条件等诸多争论。讨论内容可见狄金华短文《大历史的书写与小人物的命运》中对劳模作为大人物和小人物的讨论。张谦先生的《人定则胜天，人不定呢？》以历史与现代不断交汇的叙述方式，对比了当初艰苦卓绝环境下的人定胜天，和当今人心不齐，集体涣散后的公共事务衰败，说明了“一旦人心不定了，社会分解成了个人，别说胜天了，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都成了难事”。 图2 在山西省平顺县三里湾树理苑民宿谈集体经济(第2站) 在第三站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和闻喜县，我们一同参访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常镪老师主持的四处乡村整体营造试点，看到了专业素养与乡土实践的美好结合。连续两个晚上，常镪先生做了“乡村整全工作方法”的引谈，让大家了解了经济、生态、社群、文化四维度和十二图层的嵌套式工作方法，引发了大家对全域整全工作方法的讨论，并各自贡献自己对乡村工作方法的经验。常镪《乡土民居的衰败与思考》一文，对农民在城市给别人建房，在农村请别人给自己盖房这一最大收入来源和支出对象的一进一出，有了细致的刻画与反思。 图3 在运城盐湖区稷王山牛庄窑洞民居改造现场(第3站) 在第四站山西省永济市蒲韩社区，我们走访了这个从1998年至今20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当代农民合作组织，并参与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第13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结业典礼暨青年成长观察交流会，和郑冰、梁少雄等活跃在当代农民组织化第一线的34位乡村工作者交流座谈。“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通过交流，大家对过去12期207名乡村建设青年人才的扎根乡村，以及蒲韩综合合作的社会组织过程，有了本末终始的认识和思考。晚上，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张谦先生做了“国家—市场—社会大三角”的分析框架引谈，以及在蒲韩社区发展中如何处理好三方关系的应用性讨论。期待蒲韩作为自组织社会，能与政府、市场一起舞蹈，避免剥夺社会，乃是建设社会。其中点点滴滴，可见杜洁女士《重识黄土地》一文。她将一行遇到的人与事，与土地的密切连接做了系列说明，申明了“黄土地养人，黄土地养魂”。 图4 在永济蒲韩社区讨论应用“国家—市场—社会大三角”(第4站) 在第五站河南省灵宝市，我们参访了弘农书院、函谷关老子著述《道德经》处，以及当地两个养老社区和生态农业、合作社和生态建筑，看了《弘农儿女》乡村大戏，开了第二届弘农论坛。还做了“从豫东到豫西的乡村建设”讨论，看到了从“走着瞧”(低头看路)，到“瞧着走”(抬头看天)的乡建路线转换，见识了“何老师能把我们逼疯，也能逼成功，逼出辉煌的事业和精彩的人生”。这是何氏的“外发促内生”乡村工作具体方法。晚上，把不少人“逼疯”的中国农大何慧丽老师，做了“知识来源与乡建话语”的引谈，对近30年新乡村建设历史进行了回顾性讨论。我们还做了乡村建设“神话”、“鬼话”、“童话”、“人话”和“真话”的话语讨论。对于已近二十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是神秘化、妖魔化、浪漫化？还是人性化、理性化？北京大学的张慧瑜先生说:何老师营造的乡村建设氛围，有道德感、宗教感，很感人。这真是体现了话语的力量。在兰考的更多经历，可见何慧丽老师《穿越与跨界：灵宝来了一群学者》，从她的叙事中，可以略微感受颇为收敛的神话体叙事，我们带来了一股化雨“妖风”，我们意图从“悬浮式学术”中走到真实地面，我们邂逅了这块物华天宝的“有灵宝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先生的三人叙事长文《欢欢、珍珍和丽丽》，从三位女性身上，更可以看到乡村的意义体系，以及地灵则人杰！ 图5 在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雨中看蒲剧大戏《弘农儿女》(第5站) 在第六站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我们在王村长带领下，参访了这个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即闻名全国的民俗旅游村，并为袁家村开启了第一次农民夜校。袁家村本是关中平原只有62户286人的“三无”(无资源、无资金、无人才)村庄，经过两代村支书的带领，无中生有地打造出一个以关中民俗文化为核心的关中印象体验地景区，创出了“村景合一、三产融合”的乡村旅游商业模式。在礼泉往延安途中，西南大学的杜洁老师，做了“社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集群”的引谈，让我们感佩于当年重庆北碚的卢作孚，与如今袁家村郭占武的社会企业呼应，当前中国乡村，需要更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贤达。关于袁家村如何以“农民捍卫食品安全”的吃货经济起步，从而走出一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袁家村模式，可见李彦岩短文《生猛美味的袁家村》。她的文字，和袁家村的关中小吃一样生猛。 图6 在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礼堂开启了第一次袁家村夜校(第6站) 图7 袁家村不仅有思想盛宴，更有肠胃盛宴(第6站) 在第七站陕西省延安市革命遗址群，我们和延安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师生们，做了交流，并在杨家岭、枣岭、知青博物馆、路遥故居、梁家河的参访中，更加体验了红彤彤的社会环境，以及乡村革命派和乡村建设派的争论与呼应。此行担当协调重任的重庆大学潘家恩先生，做了“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的引谈，引发了大家就乡村建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比讨论。我们从梁漱溟与毛泽东“铁钩与豆腐”，批判武训告别乡建的历史争论中，看到两者实质上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联系。潘家恩的《延安与乡建》一文，可以看到梁漱溟作为乡建派的自我反思——“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农民运动却农民不动”，也可以看到乡建派与到革命派后“铁钩”变“托盘”， “豆腐”变“豆干”的政府与社会理想型互动模式。 图8 在延安大学历史系交流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第7站) 图9 在陕西省延川梁家河村体验红彤彤的红色旅游(第7站) 在延安的最后一晚，我们做了一行总结，有好几位表示这是一次人生再出发、研究再启航的旅行。在乡村发现中国，发现中国的多样化，发现中国柔软的力量，发现中国乡村兴衰演变的道路。我们也在多视角讨论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被学科定义的自己，和如何从学科定义中得到解放。笔者主张以“全人”的研究，弥补学科定义的狭隘：我不是政治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不是一个理论抽象；政治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是我，每一个人都有多副实践面孔。没有一个纯粹的自然人，也没有一个纯粹的社会人，我们总是多副面孔的杂糅。个人若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更加如此。 从片段化的单一学科、单一视角走出来，以多学科跨学科，多视角复合视角，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乡村吧。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二、张艺英：从书斋到田野 近年来，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口述历史等历史研究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然而，知易行难，加上各种条件限制，许多学者仍不得不围绕原始档案和出版文献在书斋内进行研究。因此，许多研究乡村社会史的学者并未去过历史现场观察或搜集民间文献，并且缺少当时生活在乡村的人面对外部变化时的反馈与生命个体的喜怒哀乐的文字表达，无法充实以档案资料为主的研究，以致文章“见物不见人”。因此，此次跨学科“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活动正好给了我感受“历史现场”的机会，同时，当下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建设乡村试验也使我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研究有了新的认识。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来重视民间文献资料的搜集，从2004年起，他们即开始倡导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并有计划的发动师生进行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的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他们搜集的材料以及立足这些材料的研究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将此处作为调研的第一站。在参观中心的过程中，丰富、大量的民间文献令我们眼前一亮，以致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立教授感慨道：“你们做研究真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呐。”山西大学搜集的这些民间文献诉说着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微观历史，同时也弥补了以往“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的不足。正因为山西大学师生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关怀，立足本省的农村基层档案，产生了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该中心的年轻学者也迅速成长。在与我们的座谈中，该中心的年轻学人们均表现出功底扎实，问题意识清晰，对现实社会的了解也较为深入。 图1 参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我们在延安调研时，以“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为主题与延安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进行了座谈，双方围绕该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老师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希望能利用延安的资料，从建设的角度理解乡村革命，或者从革命的角度重新看待当时的乡村建设，才能深入理解20世纪改良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有的老师认为，乡村建设派的乡村与延安的乡村是有区别的，延安的乡村条件更差，而且延安以乡村革命为主，乡村建设服务于乡村革命；有的老师认为，乡村建设派与乡村革命的关键区别在于依赖什么样的农民主体，前者依赖的是乡贤，后者依赖的是贫农；有的老师则对乡村建设与政权的关系、乡村建设的资金来源与可持续性的关系等问题提出疑问。延安大学的老师们，也对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的研究如何推进、口述历史用于历史研究的有效性等问题表达了疑惑。周立教授表示，二者肯定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延安的革命和建设经验还没有被很好的总结，大家不能守着金碗讨饭吃，只有充分利用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档案资料书写真实的历史，才能与不同的学科就事实层面进行对话。延安大学的老师们最后也认为延安的乡村革命与建设的经验非常宝贵，而且历史就在身边，希望也能走出书斋和史料、走向田野，多与外界沟通学习，利用本土本地的民间文献及口述历史的方式突破以往的历史叙事方式。双方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此次座谈，并对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基本达成了共识。 图2 在延安大学历史系座谈 “我非常相信研究中国社会史需要结合田野的观察与文献的解读。我相信不走出书斋的历史学者不能了解中国社会”，科大卫非常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并进一步提出“历史研究，不应止于书斋”。但是，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走向田野和社会，侧重于民间文献的搜集和对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访谈，而这次深入乡村社会的更大收获是对当下乡村生活的体验和直面正在参与乡村振兴的普通民众的感受、感情与感悟所带给我的震撼与反思。尤其是在河南省灵宝市的弘农书院(弘农书院是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教授自2012年起在灵宝罗家村及附近进行的弘农乡村建设试验的一部分)所遇到的欢欢和珍珍等人的故事。 欢欢今年35岁，初中毕业，河南灵宝罗家村人，目前担任弘农书院的总干事。在与我们的座谈中，欢欢一边讲一边哭，而我们这些人一边听一边哭。她讲了自己这几年的故事，说感谢何慧丽老师，是何老师在罗家村的道德讲堂、文艺队等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改变了她，也改变了她的家庭关系，以前她对生活诸多抱怨和不满，脾气特别暴躁，偶尔还想要离婚，现在的欢欢变得尊敬婆婆，感恩爱人，生活越来越和谐，并与丈夫一起，学习生态农业，钻研生态苹果的种植，一年过的比一年好，变成了能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人。而对于何老师，弘农试验的发起者来说，其初衷是为了自己的家人能生活的更好，至于该试验的结果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何老师在罗家村的乡村建设试验改变了很多当地的村民，不仅有欢欢，还有珍珍、雪琴等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们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成为了生活真正的主人。 图3 欢欢(左一)在给我们介绍合作社自己生产的产品 这些调研活动中遇到的生动故事，没有办法放进与生活经验没有关系的高校历史教科书中，大多因为没有被书写，只能逐渐泯灭在历史长河中。这不由自主使我想到在我所研究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试验中，普通农民的感受也从未被历史书写过，他们也被淹没在历史深处。也正因此，我忽略了民众在这些事件中的感受，用精英眼光的成败论、经济效益的好坏去评价这些试验，这样的研究视角或许始终无法以农民为主体，也无法对历史做出最为客观的评价，得出的历史经验又如何能与当下的乡村振兴对话？如贺照田老师所说，“可能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没有进入社区的内在或者被动员者的角度去看，而应该回到他所在的社会，去考察那些参与者的内心感受”。因此，我开始相信“唯有对当下生活有所体验，才有能力理解历史”，就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说，只有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真正看懂了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透过当下乡村建设各方参与者的喜怒哀乐，我们得以重新看待历史上相似的事件和人物，再次走近历史。 所以，从书斋到田野的历史研究不仅是搜集民间文献和唤起历史记忆，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理解。周立老师在调研中提出历史经验是否可以与当下进行对话的问题，是出于学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当然，“现实关怀”下的历史研究也应该避免现实诱导下的偏见，而注重社会田野调查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献资料的重要作用，我想唯有这样的“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社会”，才能读懂中国社会、在乡村走近历史和发现中国，也才可能建立历史经验与当下社会的有价值的连接和对话。 三、张慧瑜:劳模创造历史 7月初，我跟随“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团，在山西东南、河南西部和陕西咸阳、延安等地区的农村进行了十余天的调研工作，大概参访了十个村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田野活动，之前做研究大多是在书斋中完成，这种集体调研的经历让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可以从理论、历史、文本中走出来，到实地探访、与真实的人交流，紧张的是我毕竟不是专门从事农村研究，只是对“三农”和乡村建设问题感兴趣。我们白天“边走、边看、边座谈”，晚上“边谈、边聊、边总结”，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方式在体力和智力上都是很大的挑战，当然，收获也非常多，尤其是对于我来说，既看了共和国农村合作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又看到近些年在农村合作化试验中很有代表性的山西省永济市蒲韩社区，还看到依靠乡村旅游实现共同富裕的陕西省礼县袁家村。从历史穿越到现实，短短的行程不仅展示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山乡巨变，而且也看到每个乡村都有特殊的历史和复杂性，很难轻易地一概而论。我想从历史的角度，谈一下在平顺县调研的情况。 平顺县隶属山西省长治市，位于太行山地区。7月11日一大早，我们一行离开山西大学，在小雨中搭乘大巴车，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行程，从太原抵达平顺县汽车站。当地知名的公安作家赵伟平老师已经在车站等候我们。赵老师是平顺县人，年轻的时候当过民办教师，“文革”后考取长治师范学校，20世纪90年代参加公安工作，业余时间写小说和地方文化，已经出版了多部与平顺相关的长篇著作，一说起平顺的历史和文化，赵老师总是娓娓道来，非常自豪。正是因为这种对本乡、本土文化的热爱和推广，赵老师在2016年被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评为全国爱故乡人物。 图1 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农家乐“树理苑” 平顺的第一站是川底村，赵老师带我们入住村口农家乐“树理苑”。院子里，有一座高大的雕塑，是作家赵树理和当时川底村的老社长郭玉恩扛着锄头、一起下地干活的场景，一个是全国知名的大作家，一个是著名的劳动模范、金星奖章获得者，像亲兄弟一样“并肩”劳动，显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下基层、与工农相结合的故事。树理苑的装修很简单，突出乡土风格，房间内部的墙壁上铺着报纸，带有怀旧色彩。我们简单吃完午饭，就先到离川底村不远的西沟村，这里是全国劳动模范、著名的人大代表申纪兰主任的故乡。 图2 “树理苑”墙上印着赵树理和郭玉恩的照片 在装饰一新的“纪兰党性学习基地”，申纪兰主任与我们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座谈。申主任身着白衣，高高的个子、宽阔的肩膀，年近九十依然步履坚定、精神饱满、思路清晰。申纪兰如同共和国历史的活化石和见证人，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见证了西沟村从贫瘠的小山沟发展为道路四通八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申主任谈了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经过，谈了长途跋涉去北京开会的艰辛，也谈了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心情。我记得有一个细节，申主任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想到上厕所时遇到了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这次“偶遇”显示了新社会劳动模范与国家领导人的平等关系。 图3 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与调研小组座谈 申纪兰之所以会出名，是因为她在西沟当合作社副社长的时候发动和带领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并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主张。1952年《人民日报》记者根据申纪兰的故事写了一篇通讯报道《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经过》，这让申纪兰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也被树立为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典型。“同工同酬”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前提是在社会、经济上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这也直接促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申纪兰主任非常随和，保持着老共产党员的作风，依旧住在西沟村，仿佛历史的变迁并没有改变她对西沟的感情。 随后，我们又驱车来到老西沟村，这就是西沟村另一位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成立互助组的地方。村口有一个李顺达互助组的古铜色群像。作为外来户的李顺达很早就加入了党组织，1943年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他带领6个贫苦户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业劳动互助组，用互帮互助的方式改变了小农生产的模式。1944年，晋冀鲁豫区政府授予李顺达互助组“边区农民的方向”称号，1948年平顺县政府把“劳动英雄”的牌匾悬挂在李顺达家。1952年，李顺达又带领村民从互助组发展为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也是全国较早走合作化道路的地方。站在村口群像旁边，往下面山沟里望，还可以看到李顺达的故居，本来我们以为这是一片已经被废弃的旧窑洞，没想到走下山坡，李顺达故居里还住在他弟媳一家人，屋里收拾的干净利落，墙上挂着很多家庭照片，院门口上还依然挂着“劳动起家”的匾额。沿着村口往上走，有一个村史碑亭，里面摆着两块石碑，一块是“西沟村史：组织起来，由穷变富”，一块是“紧握手中枪：劳武结合保家乡”。这些有些模糊的碑文记录了革命老区西沟村组织起来、艰苦奋斗的历史。 图4 老西沟村的李顺达互助组铜像 傍晚时分我们从老西沟村又回到了川底村，去参观赵树理故居。川底村是赵树理在50年代体验生活、写作《三里湾》的地方。川底村有一个和李顺达齐名的劳动模范郭玉恩。郭玉恩的小儿子现在在赵树理故居工作，他给我们讲了赵树理与郭玉恩的交往和友谊。1951年3月、1952年4月和秋天，赵树理三次来到川底村，为了观察社长郭玉恩如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赵树理搬到郭玉恩家的阁楼上居住，白天跟郭玉恩下地干活，晚上则旁听村支部会议。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赵树理完成了讲述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里面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川底村的真人真事，小说中农业社长王金生的原型就是郭玉恩。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使得赵树理不只是作家，更是记者和社会学家。如今川底村已经改名为三里湾村，让红色经典来提升当地村庄的文化含量。从赵树理故居出来，我们又来到村部看川底村的村史。 图5 调研小组与村民在赵树理故居前 7月12日，我们从川底村出发，一路颠簸来到了井底村，这是一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庄。井底村有井底之蛙的意思，原来这里长年被大山阻隔，想出一次门非常不容易。在这里，有一条挂壁公路，就是在悬崖峭壁间“硬生生”凿出一条公路来。据井底村的支书介绍，这条公路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0年才修好，全部是依靠村民自己的力量完成。顺着沟渠再往下面走，就是著名的“红旗渠”。和“红旗渠”一样，开凿挂壁公路的劳动者也是当代愚公。我们走在蜿蜒的隧道里，感叹着村民是如何克服万险，才修通了这样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公路。透过挂壁公路的天窗可以看到对面巍峨、陡峭的山峰，山峰的形状有时宛如卧佛一般，保佑着这片土地。如今，井底村正在与旅游集团合作，包括挂壁公路在内都会成为神龙湾景区的一部分，村民则以股东的身份集体入股、集体参与分红。 离开川底村，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参访的村庄羊井村，这个村庄三面环山，地理条件也比较恶劣。羊井底村口有一口大井，直径约四五十米，名为“和谐西池”。这个村也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武候梨。这个地方产梨，武候梨小时候因为偷吃地主家的梨而被打，故改名为武候梨，希望长大后可以经常吃梨。和李顺达、郭玉恩一样，武候梨也是带领村民成立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积极发展集体经济，把荒山秃岭改造为万亩松林、千亩果树。1957年，武候梨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全国林业劳模“双模范”。 图6 调研小组在赵树理故居院内合影 近代以来乡绅变劣绅，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的方式，打倒了土豪劣绅、重组了农村社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以劳动模范为代表的基层干部发挥着组织乡村生产和发展的核心作用，劳模的特点是来自于群众，又在基层为群众服务，从李顺达、申纪兰，到郭玉恩、武候梨，莫不是如此，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在“平凡的世界”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事业。 (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四、狄金华:大历史的书写与小人物的命运 这一次跨学科的“在乡村发现中国”选定从山西省平顺县开始，途径三省数县，最终在延安结束，或许这本身就包含着与新中国大历史叙述的某种紧密扣合，毕竟我们足迹所到之处，都不是中国农村中默默无闻的村庄，它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段成为中国农村农业发展乃至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当历史的光芒照射到这些村庄之上时，历史书写的惯性便将当初的村庄生活“扭曲”成另一种表述。然而，当我们跨进村庄，站在历史书写中的“大人物”面前，站在他们居住、生活过的房子与村庄的时候，生活与生命本来的细小与灵动便自然流出，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真实性，以及小人物在大历史洪流中的无奈、狡黠与别样。 当我十号从北京赶到太原与大家汇合的时候，我已经错过了与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同仁们的交流。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启程前往平顺，我此前仅有对平顺的了解便是知道平顺的西沟是新中国早期互助组的诞生地，我自己从未想到我们在平顺调研的第一站就果真是西沟村。进入到西沟的历史博物馆，我才知道我对西沟了解之肤浅，以及西沟在新中国历史上之辉煌。也就是在整个太行山南麓的小山村，在短短几年之内竟然出了三个全国劳模，其中唯一在世的劳模申纪兰更是成为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史上的奇迹，因为她作为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已经连续60余年51次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而，日常生活的辛酸与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们不能被任何外在于它的话语和符号所掩饰。我们从博物馆的照片介绍中看到西沟互助合作社的社长李顺达去苏联访问交流，在路途之中就花费了半年之久，我不禁疑问了，那在这半年之中究竟是谁在主持这个合作社的具体工作，由此而类推，当作为全国劳模的社长(李顺达)、副社长(申纪兰)大部分时间因“典型”宣传的需要而应付合作社外部的事务时，合作社内部的事务又是谁在操持，并保证其正常、有效运转呢？大历史的叙述只是照亮了舞台前面的“典型”，而灯光之外更多的人却被世人所遗忘与无视，这就是历史的书写，一种带有滤镜的书写。 图1 调研小组一行与申纪兰老人合影 图2 申纪兰一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程 历史不仅选择了对特定的人群进行书写，同样也选择了对特定人群以特定的话语进行书写。在西沟，我们专程去看了李顺达互助组的纪念雕塑，在雕塑下边我无意间看到了一间显得破败不堪的窑洞。同行的贺照田老师告诉我这就是李顺达的故居，贺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西沟村了，他提醒我注意李顺达故居的坐落地其实距离原来的西沟自然庄有一些距离，这是一个在自然庄核心居住区外围偏远的河道旁。按理，这不是一个建房的理想地方，但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起初的李顺达本身就不是村庄中的“中心人物”。李顺达其实并不是平顺本地人，他是1929年与家人从河南逃荒要饭而到老西沟自然庄来的。一个靠租种土地苦度日子的“外乡人”岂能那么轻易地在村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地方建房落户？这倒不一定是本地老西沟庄人人心有多“歹恶”，只是在那穷苦的岁月，资源实在有限，大家只得将这些认为好的资源留守“自己人”内部来分配。作为“外乡人”的李顺达只有通过更加勤奋的劳动，以更宽厚的胸怀来为村庄人作奉献，才可能获得村民们的认可与接纳。这既是“外乡人”的生财之道，也是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慢慢融入村庄生活的唯一途径。或许这也正是李顺达把自己家里的牲口拉出来率先让大家免费使用，由此而促成了最早互助组的原因。 当我站在李顺达故居面前抬头仰望那块木刻的“劳动起家”的门牌时，我可以想见到1946年李顺达提前两年实现自己“五年发家”计划，平顺县委在他家中开庆功会时他内心的激动。这份激动并不仅仅是因为县委领导的到来，同时也是因为(甚至更为重要)自己可能因此而获得村民的认可，从而获得一个正当的西沟人的身份了。这份激动与喜悦是外来的速写者不易体会也不愿书写的，但对于李顺达而言却可能至关重要，因为在他看来，他成为了正当的西沟人，他的子女与家人便能在西沟安身立命。这份激动背后正镌刻着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命运在村庄生活中的博弈。 图3 李顺达故居 李顺达故居门楼上“劳动起家”的牌匾已经纹理斑驳，留守在故居独自居住的他的弟媳迎送着如我们一般慕名而来却又匆匆离去的“外人”，却依旧过着属于她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在大写历史之外的真实生活，也是一个因为李顺达而拓展出来空间的生活。 五、张谦:人定则胜天，人不定呢？ 王先友老汉六十多了，是我的想象中典型的山西农民的样子，头发花白、肤色黝黑、脸上的皱纹一如黄土高原上的沟壑，脊背因为多年的劳作微微驼着。他讲起话来也是典型山西农民的样子——也就是说我基本听不懂。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坐着听他讲了半个多小时村里的梨树遇到的问题，还是没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等走出办公室外头大家跳广场舞的坪上恰好有一棵梨树，老王走过去摘了片梨树叶下来，举起来把树叶背面给我们一看，再难懂的山西话我现在也懂了：梨树得了一种怪病，叶子上和幼果上都长出一种像珊瑚一样的黄毛、然后会坏死。据老王说，村庄外的路边新栽了很多侧柏作景观林，这种病就是从侧柏上传来的，大家用了很多办法也治不了，这两年梨树不仅没收成、很多村民干脆连五六十年的老树都砍了。 老王所在的村子叫羊井底村，在平顺县西部的青羊镇，靠近长治市区。羊井底村的梨树不是一般的梨树，倒是有些特别来历的。20世纪40年代时的羊井底村别说梨树，什么树都没几棵，整个村子被荒山秃岭和沟沟壑壑包围。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晋东南建立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就在同是长治境内的武乡县，平顺县也成了在山西范围内乡村革命和农民生产互助开始最早的地方之一。羊井底村的带头人是一个叫武候梨的贫农。1943年武候梨联合17户贫苦农民，组织起羊井底村第一个互助组，并任组长，由此揭开了一帮翻了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精彩历程。 山西作家赵伟平老师所著的《武候梨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述，这里只拣最重要的讲一下。到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是羊井底村支书的武候梨成立了初级农林牧合作社，开始对全村险恶的自然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水土改造——平整土地、修固沟壑、打井挖渠、造林护坡。1955年初级社转为了羊井底红星高级社，全社近千口人，生产能力更上一个台阶。到1978年时，经过多年来集体领导下的高强度、全参与的劳动投入，羊井底村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全村的农业总收入比办社前提高近6倍，累计造林1.27万亩，植树近百万棵。武候梨也因此先在1957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劳模，后又被评为全国林业劳模，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双劳模。 在这个过程中，武候梨最上心的就是果树的种植，因为如果植树造林不能转化为经济效应，动员群众也难有说服力；而在羊井底村的实践之前，当地被认为是不能种果树的。能不能把梨树种活种好，成了羊井底村成败之攸关。为此，原本叫武余仓的他，把名字也改成了“武候梨”，就为等候那有梨的日子。 所以说，羊井底村的梨树不是一般的梨树，靠各家各户单干是种不出来的，是靠着集体化时期“人心齐，泰山移”的精神与实践才种得出来。在横跨晋冀豫三省的南太行山区，险恶的自然环境长期使人们的生存极其艰难。在河南林州红旗渠的纪念馆里、在平顺西沟村的劳模纪念馆里，都可以看到历朝县志里屡屡可见的、因为灾荒而引发“人相食”的记录。虽然这里自古有愚公移山的传说，但真正在大范围内实现人定而胜天的逆转，还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农村实现集体化之后。引浊漳河水、穿越太行山灌溉林州的红旗渠，是最有名的例子。另一个今天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太行绝壁上的挂壁公路。 7月12号下午我们去羊井底村之前，上午还去了平顺县东寺头乡的神龙湾村。神龙湾村原来叫井底村，跟羊井底一字之差，但不象羊井底那样在黄土梁上，而是确确实实处在被太行山绝壁所围绕、如井底般的一片平地上。南太行山上的挂壁公路有七条，分布在晋豫两省的平顺、陵川、辉县三个县。井底村这条不如郭亮村和锡崖沟出名，但论长度、景观、难度、开工之早都不逊色于辉县的郭亮村。 井底村虽然在山西，但与平顺县城之间却还有太行山的连绵绝壁挡着。以前村里人要去一趟平顺县城，开车的话，得先往东沿河谷出太行山进入河北涉县、然后绕道河南林县，六七个小时之后才能再绕回到山西来。井底村的居民都是近两百年来从河南逃难而翻过太行山进来的，七百来口人里有52个姓。就是这么个由全无社会基础、也全无本钱的逃荒难民组成的小村落，经过集体化时期的组织动员和精神培育后，到了1985年，便能动员起全村人，花了整整15年、不计酬劳、共同努力，基本上靠手工劳动、而且还付出了生命代价，在绝壁上凿出了这条1500米长的公路，并且作为公共产品对任何人都开放使用。 图1 太行绝壁上开着天窗的挂壁公路和山谷里隐隐可见的井底村 今天，井底村改名成了神龙湾，这条挂壁公路也成了有大公司投资经营的神龙湾景区里最核心的景观(好在因为此公路仍是公共交通必经之路，不能封路，所以现在还不收门票)。村民们也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开起客栈、饭店、坐在家里挣起大钱来。如果没有集体的组织、没有人定之后的合力，试想农户个体如何能战胜太行山这天险呢？ 再回到羊井底村。在去集体化之后，羊井底又经历了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初落实包产到户时，羊井底的干部群众都是强烈抵制的，武候梨更是不忍心亲手把自己几十年经营的成果分拆，但对党的忠诚又使他不能违抗政策，最后只能自己退下来，让老王接过支书的班。而老王和村干部们几乎是连哄带骗才让村民们把地分了。包产到户之后，农业产量确实有所上升，这也是很多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制度激励人的能动性的证据。但这种只要有制度、有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有经济成果的论调，起码在农业领域，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一样的逻辑吗？在农业领域，个体再有能动性，如果不能转化为集体行动，很难有可能改变外部天然环境、创造有利的生产条件。所以，没有集体化时代的改天换地，包产到户后个体再努力，梨树就能在没平地、没灌溉、没防护的黄土沟壑里成林结果吗？ 去集体化后近四十年里，武候梨带领大家种的梨树，分到了各家各户的果园里，倒还一直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泽荫后人——直到前两年村子外头的公路上种起了侧柏。 梨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们同行的老师在朋友圈里把照片一发、问题一问，不久就有了答案。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叫梨锈病的真菌感染。梨锈病菌必须转主寄生，冬天从梨树上随风飘到桧柏类树木上过冬，次年春天再发出孢子，又随风传回到梨树上，使梨树染病。解决的办法也不难，梨园的五公里方圆内没有桧柏类植物就行。象羊井底这样，村外的侧柏景观林大概是砍不了的，但只要在冬季给侧柏喷药、铲除越冬病菌，春天再给梨树喷药，就能防治。然而就这么件事情，却把曾经因为人心定而能胜天的羊井底村民给难住了。原因就在于，各家各户给自己的梨树喷药容易得很，但给村子外头的侧柏喷药却谁也做不到。如果武候梨的合作社还在，不难想像，组织起大家来给侧柏喷药，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今没有了集体、人心不定，小小一个真菌，竟然就把武候梨和他的同事们辛苦种了六十年的梨树给搞死了。 进入羊底村要先上个坡，到了村口的村委会广场之前，会先看到一个直径三四十米的圆形大水池，池壁都是青石垒起，还有台阶可以一直下到十米以下的水面边上。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也是当年武候梨带领大家修起来的四个大水井中的一个。以前就因为这些大井，村里的生活用水才有了保障。而今天，虽然有了自来水接到各家各户，但这些大井却因为无人维护而彻底荒废。水一样还在，但反倒成了个威胁儿童安全的大坑。 图2 羊井底村村口的大水井，背景里可见村外山上的果林 村里的农业失去了集体的依托，梨树绝产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只好回归到个人，单枪匹马地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到茫茫大市场上去寻找赚钱的机会。打工能挣回钱的人虽然多了，但村里却只剩下了跳广场舞的妇女和带着孩子的老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再也无人搭理。村口的这个大坑和村里长满了锈病的梨树，对于有心人而言，或许可以作个提醒，一旦人心不定了，社会分解成了个人，别说胜天了，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都成了难事。 (张谦,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六、常镪：乡土民居的衰败与发展思考 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再到乡村振兴，乡村的发展中投入最多的是基础设施，村民辛苦挣来的钱，最大的投入就是自己的房屋。而这些倾国家与广大农民投入的乡村民居建设成果，除了少数设计师下乡或民宿主个人改造房屋之外(这些房屋大多在使用或运营上不尽如人意)，大部分真正供村民使用的房屋，其设计与建设普遍面临着质量低劣、布局单一、舒适度差等问题，浪费巨大，让人心痛。由于公共设施的情况与民居在管理和模式上差异很大。篇幅所限，这里主要讨论村民自建自用的乡土民居建设。 此次跨学科的游历，考察了晋陕豫革命老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至今的乡村发展与集体化历程，这个时期也是黄土高原乡村民居从土木结构向现代房屋建设的集中转换期。游历过程中，时时能感受到乡村工作者对传统窑洞和土房的喜爱，以及对低质量新房建设的无奈，更有对尽快提升乡村民居质量的关切与期待。当然，我们也能理解村民作为个人主体，在历史洪流中的自我逻辑。通过难得的每个晚上的跨学科交流，也让自己的一些片段思考得以稍微系统的梳理，希望分析一下在这个进程中，到底是那些原因导致了现在大家普遍并不满意的乡村民居建设状况，并由此看到未来希望的所在。 (一)社会观念。认为窑洞、土房等传统民居是落后的标签，是被乡村发展革命的对象 不论是村民还是市民，安居方能乐业、业兴必先安居。全国劳模山西平顺县李顺达在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五年发家”计划后，最大的手笔应该就是在自己寄身的养牲口窑洞前的院子里，盖了一个二层的新房，石头地基、厚实的土墙、挺直均匀的木料、石头门墩、以及门头上“劳动起家”的匾额。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搬出窑洞住进土坯房就是“人生赢家”，盖不起新土房的，至少要能把自家的土窑洞内和窑脸用砖围券一下才对得起自己的家庭担当；20世纪60～70年代，能够给自家的土房用砖“穿鞋戴帽”翻盖好，也是值得荣耀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包产到户，一批纯砖房开始新建；90年代随着大量村民进城，房屋建设在2000年后大量增加，但大部分的质量开始急剧下降，瓷砖房、预制圆孔板平屋顶开始广泛盛行；近十多年前开始，混凝土框架房屋成为更时髦的选择。从此，各地乡村迎来了告别各异化的土木时代、大江南北或早或晚纷纷追随着基本雷同的砖和混凝土时代风潮。这其中既有被城市建房(土地财政下的高密度建房、开发商只把房屋作为不是其自住的简单商品)观念粗暴引领的因素，也有后文会论及的各方面乡村内部的因素累积。当然，砖和混凝土房屋也有很明显的优点，如便于清洁维护、容易有较大空间、采光防潮性能好等。所以弃土而居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是很多村里小伙能够娶到媳妇的重要条件。结果就是，目前我们既能看到有些地方政府把“推掉土房、搬出窑洞”作为帮村民做的最重要实事，也能看到村子里只有最贫困的家庭才住在窑洞、土房中，这样相对普遍的现实状况。 图1 全国劳模李顺达故居“劳动起家”的匾额 而时代终究在多元发展变化着。这次联合调研中，梁漱溟乡建中心驻村青年梁少雄在永济村内租住木匠家老屋，适当改造，使用宽敞舒适，娶妻生子，其乐融融引来大家赞叹与羡慕，纷纷表示希望跟进。也让我们看到了普遍思潮下的另一种涌动的生机与蓬勃的活力。 图2 蒲韩青年梁少雄的家 (二)村庄生活。村庄空心化、功能退化，人情互助逐渐淡化，未来发展不可预期把握 随着乡村教育、就业、社会服务等方面与城市的差距逐渐加大，青壮年纷纷进城，乡村中不论是家庭结构与生活生产功能，还是村庄综合事务和集体功能，均发生了明显的退化和深刻的变化。房屋承载的议事、家庭生活等大量缺失，房屋空间使用需求减少。房屋缺少日常维护，在传统乡村，每天洒扫庭院、日常补漏防虫、定期抹墙换瓦，这些活动在只剩老人孩子的情况下，大部分家庭是很难持续做好的。 图3 传统窑洞外观 以前村里一家人盖房，小些的村子基本上是全村行动，主家只要管饭就行，你家盖房我家帮忙，我家盖房你家再帮回来，只需要在最关键和需要技术的环节花钱请人即可。目前青壮年的外出让村内劳动力不足以支撑互助盖房，即使帮忙，也会根据外出打工每天多少钱，自然折算为互相帮忙的额度，这就造成大家往往更愿意花钱找外头人干，从而避开人情世故的瓜葛。结果就是盖房模式逐步向城市靠拢，找施工队伍包清工或包工包料。当我们考虑到大部分村民进城都是从事建筑劳务，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村民把自己的建筑劳务卖到城市，然后回村内再向外购买建筑劳务，前者是村民的最大的收入来源，后者是村民最大的支出项目，一进一出，两次均有管理与商务支出的成本，说会占半应该也是不为过的，而这些最后都是由村民来承担的。这种隐形但巨大的消耗，还很少被各方关注和思考。但这个过程的确又进一步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村民的消费支付能力进一步被弱化，乡村房屋品质进一步降低。有太多的乡村房屋，即使盖了新房和新大门，可内部却没有基本的装修，只用来堆积杂物。各种错位，让人心痛。 (三)技术的传承与发展。民居建造是本地化的、复杂系统工程，本来是依靠逐步迭代、自我更新、逐步完善的 传统房屋建造大量依靠本地材料，在各个使用细节和耐久性上适应本地特征。不同地方的土壤、气候、植被、建筑材料都是有差异的。即使是完全现代的材料建造，房屋坐落的土地地基也是各地均不相同的。更不用说每个地方的隔热、防潮、保温、采光、通风等要求均会由于地域及村落环境、当地生活习惯、风俗习惯差异而迥乎不同。真正能适应一个地方、一个村子的房屋，是需要大量的知识、经验、试错的不断积累优化。比如窑洞挖好要晾晒多久、窑洞最大跨度是3米还是3.6米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计算精确的，只能依靠多年使用的经验来指导。 可行的途径一种是内生的，就是一个地区的工匠不断优化改进(这也是传统民居本来的发展演化模式)；另一种是外助的，就是有优秀的、有经验的、综合能力的专业人员来设计并指导实施。目前前者由于前述的空心化，从使用的时间长度、使用频率、功能(功能抽空退化)、互助建房等方面都没有了反馈、优化、迭代的机制；后者则是更尴尬的情形：目前建设乡村房屋的建设主体基本没有支付设计费的能力(部分政府项目为了便于施工招投标可能有一点点)，而进行乡村民居的设计，需要有系统的规划、建筑、结构、水、暖、电的综合素养(这些在城市建筑中，都是分成五个左右专业，每个专业需要设计、校对、审核三个高级专业人员，且这些专业人员都需要至少10～15年的专业训练)，即使能有这样综合能力的团队或优秀个人承接这样的设计，要真正做到村民喜闻乐见、实用舒适、广泛传播，也是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对当地的气候、人文、材料等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才可能做好设计。更不用说，民居的施工队伍几乎不可能照图施工(原因很多，篇幅所限不展开)，这样就需要设计师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全程的紧密服务。而所有这些，需要支付的设计人工成本往往会比所有建造费用还高。这也是有些公益设计师需要长期驻扎乡村和村民一起进行乡土建造的原因(那些并不深入乡村，仅从设计情趣和设计评奖为出发点的行为对乡村建设的帮助有限)，这类设计师少之又少，因为他们经过数十年的专业训练与积累，在商业社会中，也要面临家庭、单位、社会的众多责任和工作。这可能也是非建筑设计行业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乡村民居建设没有好的设计师的重要原因。总之一言难尽，是一个怪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乡建前辈呼吁乡村不应该有规划师和建筑师的主要原因吧。 四、成本优先。不论从主观还是客观因素上，低价低质的材料与人工，成为普遍的选择 首先，砖和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大都不太需要持续的维护，在房屋使用率不高的情况下，的确是在使用周期内综合成本较低的选择。但一些需要维护的现代建造方法，比如平屋顶的卷材防水(不论是预制屋顶板还是现浇混凝土)，在乡村绝大多数都有漏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村子里的平屋顶房屋，会再加建一个简便的彩钢板坡屋顶，不仅防水、隔热，下面还可以成为一个存储空间。而大部分乡村地区的彩钢板质量一般，且颜色只有那么一两种可选。最后大家就会看到红色与蓝色的彩钢板屋顶在各处攻“村”掠地。现在很多村里盖房已经不再用平屋顶，而采用坡屋顶，并铺设一种红色的现代大瓦，材料与传统小青瓦接近，且施工人工、使用维护的成本明显优于小青瓦，也是很普遍的一种选择。 主观上，村民的支付能力有限，因此的价格竞争造成建筑材料、施工工艺等质量的严重降低；村里基本不会找正式的施工队，而且基本不出详细设计图，都是仿照某家去盖(历史上也这样)，并做一些调整即可。这样自然也便于工程管理和造价商定。结果基本就是怎么便宜怎么来。好一些的地方会有两个队伍可选择，比如说本地人队伍便宜但质量差且要管饭管烟等；外地人队伍略贵但工期快不用管饭管烟。本地化施工进一步渐行渐远。 客观上，现代的建造材料，比如混凝土结构、水泥抹面、防水材料等都不具有地域性，村民没有对其质量的足够的识别力。不像传统建筑材料，每个地方均不同，但每个地方你只要问一些老人或者匠人，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即使是普通村民，也大多会对什么样的土、什么样的木头适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而现代的防水材料、瓷砖等，对村里人而言，不像传统材料那样容易分辨好坏。比如，村里能有多少人知道全瓷砖和半瓷半塑砖的差别？更不用说很多建筑材料有毒有害，但购买材料的时候也只能靠看外观和凭感觉了。低价劣质材料充斥着乡镇和小城市建材市场，比如门窗，大量的低价低质塑钢窗(高质量相对高价产品，没有人懂，就没有人再卖)有的价格低到仅有100多块钱每平米。即使是政府投资或支持的项目，由于必须招投标，而且都是低价中标，再加上设计深度、监理管控也很难到位，材料与施工质量其实是很难真正保证的。 (五)管理模式。按照商业逻辑很难保证农房施工质量与使用维护，产权问题也影响深刻 传统互助建房，大家是自己给自己干活，是互相支持的伙伴关系；现代施工，是业主雇佣施工者干活，是甲乙方关系，乙方以满足甲方的最低期望与要求，尽量控制成本获得利润。两者基本逻辑完全不同，对民居建设影响深刻。 传统互助方式，基于熟人社会，材料选择和施工质量完全是靠口碑和信用的，而且由于房主与协助建房人祖辈生活在一起，其“质量负责制”不仅是终生的、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是代际传承“负责”的。而目前乡村民居建设，基本是套用城市建设的管理模式与建造逻辑；并进行不同程度的简化退化后实施。施工单位干完就离开、临时组成的队伍、基本是连注册也没有的，也就是说房屋施工后维护的责任主体很多时候是没有的。至于监理，村民建房基本是不会请或请不起的，质量的管控基本就是“感觉还可以、表面看来差不多、旁边那个也这样。”成为最常用的工程质量评价与验收标准。造成的结果是，一些需要长期使用才能发现的性能，如保温、防潮、防水、隔热、密闭、通风等性能很难保证。房屋总体性能很难有系统的提升。 传统建房，木匠、石匠、瓦匠就是本村或周边村的，使用中有什么问题或损坏，随时叫过来就修好了。而且那个匠人手艺好，大家都很清楚。基于大家的信任，这个优秀的匠人也有机会和可能去尝试一些创新和改进，一直以来，乡土民居就是这样自下而上进行优化迭代发展。这些居村的匠人，以及村庄的经验共识，是传统技艺与文化的传承发展载体。当前的农房建设，在大部分地方，这种机制基本已经消失，由于没有专门的投入，只有把城市的建造方法及模式降低标准来做。管理思路、设计思路均脱胎于城市建设。更别说这几十年来，城市房屋的人均面积、居住水平、生活习惯与乡村差异巨大。乡村建设低质低效似成必然。 乡村房屋的产权管理，影响则更深刻深远。一些村庄，尤其是土地政策面临变动的(典型的是大城市周边)，村民为了争取更好的拆迁补偿政策，担心不盖会吃亏，所有人家都把房子盖得尽可能满、尽可能高。这个时候，什么使用功能、建设质量、景观风貌，是不可能被纳入考虑范畴的。而过于偏远的村庄，大家不知道将来会不会进一步衰败，也不知几年或几十年后政策如何导向，而不愿意进一步投入维护和改造，任由其破败。即使有当年奋力考学进城的优秀人才有意愿翻修老屋，也由于大多户口已经迁出农村，不再明确拥有房屋的所有权，也让反哺乡村之路愈发艰辛纠结。 以上五个方面，是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比如，大家逃离乡村的现实选择会造成乡土落后的观念，而这样的观念会造成建设投入和经验积累的减少，相应的管理自然跟不上，管理和建设机制又造成大家不愿意返乡或者回不去家乡。每一个因素既是其他几个方面的因，也是其他几个方面的果。 当然，放眼全国，当下民居建设发展各地情况各异，多元而复杂。我们既能看到乡村唯革传统民居之命为快、城市人仅以新奇或怀旧心态偶尔居住乡土老屋；也能看到运城牛庄本地村民在窑洞院子里盖了砖房，但只用来存放物品，还是喜欢住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也有笔者在10年前在云南玉溪看到的，村民由于很早认同了发展旅游的观念，土房拆后的土砖非常用心的码放起来，然后在新盖的混凝土砖房的内外墙再用土砖砌回去；当然更有山西闻喜少数贤达返乡对自家窑洞的现代化精心改造；以及笔者在运城盐湖区尝试进行的窑洞、土房的提升改造中，尝试坚持用本地村民进行施工，在几年的建设过程中，不断与传统工匠提升打磨传统技艺与工程管理办法，一些村民不会施工的部分如电箱，甚至采用画好图纸淘宝订购的方法等等。希望在造价、质量、舒适度、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尝试和努力。也很高兴看到附近村民开始看到、议论，在自己盖房时开始学习、自己思考改进的一些现象出现；更不论在丽江城郊的茨满村，纳西村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自己传统的木结构房屋(土房的确越来越少了)，用传统的工艺，用不断提升的使用舒适性，守护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当然也会看到，延安时期很多干部由于窑洞的湿气而患上风湿关节病，所以我们不会提倡大家回到过去，而是与时俱进，用智慧与耐心，实现乡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图4 传统窑洞内部 图5 窑洞改造的老工艺新做法 图6 传统土房的通风采光改善 可以看到，随着人们观念的逐步提升、乡村人口回流和逆城市化带来的乡村活力，城乡民间不同主体回归乡村开始对乡土民居更多的高质量建设投入、由此开始逐步萌发更多底层乡土建设的经验积累，土地政策与民房建设管理模式的多元探索，让乡村振兴和逆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民居即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时代。 (常镪,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海口经济学院雅和人居工程学院院长) 七、杜洁：化“留守问题”为“建设动力”：重识黄土地 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行程，我的第一印象是车窗边不断掠过的黄土地。从小就听说黄土地是中华农耕文明之源，“黄土地”三个字有着太多的深意。而我对她却并不熟悉。感谢这次调研的机会，能让我有机会尝试更多的去认识她。 从山西到河南再到陕西，一路走来，黄色的山壁原野在烈日的暴晒下开裂，土的掉渣，却又与其上生长的植物们紧紧拥抱，坚不可摧。我们行走在这片黄土地上，遇见了积淀千年的土塬深壑、浑浊涌动的半干河流、无名多彩的野花野草、冬暖夏凉的土墙窑洞、勤劳顽强的太行“愚公”……他们，是“不挣钱”的农田、是“空心化”的村庄、是“留守”的农民，一起组成了“贫瘠落后”的乡村。而他们，又是秦关汉土百代兴衰的见证、是老腔豫剧信天游的舞台、是陈醋油糕花馍馍的创造者、是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他们，在忙着“脱贫”，在困惑着“致富”。但是，他们真的“穷”么？ 图1 黄土高原的土壁景象 在参观与交谈中，他们用朴实的语言与行动给我们这些“学者”带来了脑洞大开的新答案——乡村是一座富饶的宝藏，要振兴乡村需要的是重新认识这片土、这些人，重新理解本乡本土的价值所在。 (一)“愚公”开山十五年，挂壁公路成本有多高？ “要想富，先修路”。那么，没钱时，怎么修路？平顺的挂壁公路奇迹就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 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位于晋东南地区。这里山高沟深资源贫乏，被联合国评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而就在这样的地区，诞生过新中国最早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社，产生了大批农业劳动模范。改革开放后，还出现了一条由村民自带口粮修筑的、堪称奇迹的“挂壁公路”。 图2 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挂壁公路 所谓“挂壁公路”是指在峭壁(悬崖和高峻大山)上开凿而出的奇险公路，多出现在我国南太行山及晋东南地区。我们此行走过的挂壁公路就在平顺县宑底村。宑底村位居太行山峡谷深处，因四周绝壁环抱，其形如井，村子居其谷底而得名。20世纪80年代，为了改善生活状态，该村村民想要修筑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但是专家论证后认为，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开凿成本，不适合在这样的绝壁上修筑公路。而顽强执拗的宑底村村民没有服输，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腰悬绳索从绝壁上攀下，一锤一凿地开出了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从1985年到2000年历时十五年，村民们自带口粮、没有一分钱外部资助，全靠村民自己的力量，开凿方石8.6万立方，凿出了一条隧道全长1526米、拥有33个连体洞和39个窗口的挂壁公路，为中国七大挂壁公路之一。 我们徒步走过这条公路，头上的悬石、脚下的深谷都在诉说着十五年的艰辛。今天，这条公路被誉为奇迹、被开发为旅游景点，而在最初，它只是源于淳朴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的动力。这动力，不是来自投资、不是来自政策优惠、不是来自高工资的吸引，而只是来自村民自己。他们没有多么高的工程技术和建筑工人素质，甚至在修路的过程中还曾经把隧道打偏，但是，他们仍然用很多“土办法”凿出了这条路。从一个方面说，这条公路的建设成本很低，没有花多少钱，村民都是自己出工还自带口粮。而从另一个方面说，它的成本又非常高，因为它使用的是本乡本土的“人”。 长期以来，农民的“人力资源”价值一直被严重的低估。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应该是多少？从事建筑的工资应该是多少？只需要看看，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真正值多少、高楼大厦值多少，以及这样一条堪称奇迹的挂壁公路价值多少？都是无价的。传统上，在村庄的建设中，很多时候，农民们都是用免费出工、相互换工的方式进行着村庄中住房道路桥梁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心力，要比花钱从外面雇佣工程队更贵重。而这种贵重的“人力资源”，是不能用现金衡量的。重新发掘和妥善使用乡村人力资源，也是有效推动村庄建设、减少对现金依赖的重要基础。 (二) 留守的乡村真的“空心”吗？ 谈到乡村的人力资源，也许很多人会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村里没人了，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当前，我国很多农村存在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庄中只剩下老人妇女孩子留守的现象，这样的村庄也常被称为“空心村”。不过，“空心村”里真的“没人了”吗？村里真的“空心”了吗？ 我们此行在山西、河南两省看到的一些村庄也有很多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现象，但是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看到：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也是人，他们有办法让村庄不“空”、让生活有趣。 图3 河南省灵宝市乡村互助养老“兼善堂”的老人们 “人老了、做不了，咱们一起来养老，你帮我来我帮你，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了，咱们一起来养老，幸福生活乐逍遥”，这是我们在河南灵宝市一个乡村的互助养老中心听到的歌。这个名为“兼善堂”的房间很小，而一群白发老人却红光满面的聚在这里。他们不需要交钱，午饭在这里和志愿者一起自己做，平时聚在一起唱歌、练健康操，还共同做一些刺绣剪纸艺术品。老人们在这里不仅重新焕发了精神，还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在山西省永济市的另一个乡村，她们的互助养老机构叫“不倒翁学堂”，老人们不但活到老学到老，还将自己知道的传统民谣谚语留下来，把传统手工艺教传下来，形成了村里开发手工艺产品的重要基础。 而农村的“留守”妇女更是可以发挥出重要的力量。她们是家庭中重要的劳动力，是老人孩子的纽带，也是村庄生活重要的组织者。在山西和河南的乡村，我们看到，由农村妇女发起组织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组织、环境保护组织有很多。一方面，她们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文化的作用，通过一起跳舞唱歌，让妇女们从“家长里短”中走出来，以更自信的姿态参加村庄的事务。例如山西永济的蒲韩社区，她们就是从一起跳舞开始，逐渐推动村庄婆媳、邻里关系的改善，村庄卫生的改善等等工作。另一方面，她们可以有充分的耐心和细心去走家串户。都说“八卦”是女人的天赋。“留守妇女”相互之间经常聊一些东家长李家短的事情，会影响村庄中的家庭关系和谐。但是相反，如果在有效的正面引导之下，“长舌妇”可以改变为乡村公共服务建设的重要力量。 “什么最好玩？”“泥巴！”这是我们在山西蒲韩社区的田间，和几位来参加乡村夏令营的城里孩子的对话。孩子们兴奋的给小树浇水、在沙堆上蹦跳。孩子是社会的未来，当留守老人和妇女的力量被重新发掘，村庄中的儿童教育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况。城里的孩子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奔跑在田埂上，度过一个不被补习班塞满的夏天，也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教育的可能性。 留守在村庄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是乡村的有生力量。有人，就有心。有他们在，乡村就不会真的“空心”。 (三)富饶的黄土地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在我们与山西永济蒲韩社区的村民座谈时，他们先为我们演唱了这首歌。故乡是脚下这方土。瓜果飘香五谷丰登，来源于脚下这方土。有人说，现在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已经不像老辈人那么深了，很多农民已经不种地了。但是，在山西、河南、陕西我们走过的几个村庄，我们看到，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依旧深厚，无论他们是否在种地。 因为，土地并不是只能用来耕种。土地，更是乡村生活的载体。在土地上，可以耕种、可以建房、可以居住、可以办厂、可以酿造、可以烹饪、可以游戏、可以养老、可以歌唱、可以旅游…… 在山西盐湖的村庄，我们看到，在清华大学建筑专家和本地农民建筑工作队的合作下，改良后的新型窑洞可以成为吸引城市居民的“私人定制”高级别墅。土房子焕发出新的光彩和价值。 在山西永济的村庄，我们看到，村民与城市消费者一起开展“食在当地、食在当季”的城乡互助农业。生态化的种植，改良了土壤、保护了环境、提供了健康的食物，更让人们在耕种与收获的过程中理解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河南灵宝的村庄，我们看到，村民在村内舞台上表演着自编自演的大戏，倾盆大雨中乡亲们举着伞站着观看，无人退场。用本地方言唱的戏词，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村民自己懂，他们乐在其中。戏台上的演员都是本地村民，我一个也不认识，但是村民认识，他们在台下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喝彩。小剧种地方戏的唱腔，我一点也不熟悉，但是村民熟悉，这是流传在这片乡野上千百年的腔调，他们自己谱写修改又自己演奏。唱戏和听戏的人，不仅有老人，还有年轻人和孩子，这些来源于自己生活的艺术，总也不会过时。 在陕西礼泉的袁家村，我们看到，如织的游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游客来品尝陕西的特色小吃、听台上的华阴老腔、看特色的关中风情……这一切都是源于这片黄土地上千百年积淀出的文化与生活。 黄土地养人，黄土地养魂。在这片黄土地上，有连绵的青纱帐、金灿灿的向日葵、山岗上的青松劲柏，有一栋栋土房、一口口窑洞，有羊肉泡馍、羊血粉汤，有豫剧蒲剧老腔秦腔，有一代代朴实勤劳的老乡。所有这一切，是黄土地上的财富。在想办法吸引外部投资来开发、来扶贫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重新认识属于本乡本土的财富。通过尊重这些人、这片土的生活智慧和创造性，发现并发掘他们的价值，相信可以更高效、更低成本的振兴这古老富饶的乡土。 最后，以我们此行路上曾经唱过的一首歌作为结尾，也感谢这片黄土地带给我的这个难忘的夏天。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给我，留给你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杜洁，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助理研究员) 八、何慧丽:穿越与跨界：灵宝来了一群学者 2018年7月16日，即新世纪农历戊戌年六月，“在调研中发现中国”一队人刚到灵宝乡村，便有一股旋风随身刮来，地上生风，天上来云，转眼间就天地雨淋淋啦。等到学者们参观的差不多了，晚上的农民戏也看完了，雨就悄然而止啦。这真是不寻常的风和雨！风意味着不同气流的交锋、冲突和调适，雨意味着转化、融化和一体化的孕育与生成。灵宝在今夏委实干旱无雨了很久，感谢这好风好雨！ 新世纪的这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李彦岩博士、新加坡管理大学张谦副院长、清华大学常镪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研究员、北京大学张慧瑜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狄金华教授、重庆大学潘家恩主任、西南大学杜洁博士、张艺英博士，其研究领域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文学、建筑学。大家在灵宝，在这黄河金三角的豫陕晋地区，在我这个特殊队员的接应下，不小心穿越了一下，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史证打了个照面；跨界了一回，在调研中触摸到了当代中国的基础问题，并在其中找到了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位置！ (一)一行人来到了函谷关，与2500年前以来的经史打了个照面 7月16日上午，学者们最先在去函谷关的路上看见了流淌在宽阔河床上的弘农河，弘农河也即门水，被称为灵宝人的母亲河。接着，在函谷关景区里面，学者们瞻仰了高达28米的老子金身像，置身于镌刻在巨大石墙上的81章雄文——《道德经》文，参观了传说中老子在此撰写《道德经》的太初宫，参观了修建于唐朝的具有雄混包容气象的“大道院”，也登上了山势险恶、关道险窄之中的函谷关城楼体验了一把。 图1 在老子金像前合影函关古道 函谷关,鬼斧神工。在高峻的秦岭山与浩荡的黄河水之间，发源于小秦岭朱阳山的弘农河向东北蜿蜒流入黄河，在其入口处，大自然神奇地将衡岭高原切入了长达7公里余的一条东西向峡谷，因“峡深似函”故称为函谷。函谷关则始建于周康王时期，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早了几个世纪。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习惯依函谷关前的弘农河为界划分东西，后来这里就约定俗成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东西地理分界：弘农河以东为“山东”，“关外”，弘农河以西为“山西”、“关中”。 看中国的农耕文明，离不开看周朝、汉朝、唐朝；看这三朝，则离不开大山大河天险之间的连接长安、洛阳两京的辽阔腹地——崤函古道上的风云变幻；而灵宝的函谷及其关口，就是崤函古道上的一段咽喉地带。一方面，秦岭山与黄河水相交相克所形成的函谷关，历来成为逐鹿中原或进取关中的兵家必争之地，有史记载的战争有30多次，每个王朝和每个时代都以此为保家卫国之关隘要冲，成为传统农耕社会所发展起来的文明巅峰——长安、洛阳两京的历史变迁见证；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有先哲老子在关长尹喜的挽留下在此留传下来的千古道源——强调“上善若水”“无为”“不争”的《道德经》。战争与和平相继，传统社会周期性的兴衰历史铺陈于此；阳刚与阴柔交合，中国正统的道家哲理亦凝固于此。 函谷关，是记录着战争与和平交替演变的中国历史的地理化石，今之学者们，不由不心怀敬畏，而瞻仰之、追溯之、反思之。 (二)一行人来到了小秦岭山脚下的村庄，与5500年前的黄帝文明甚至更远的原初社会打了个照面 图2 5500年前的“灰坑”遗迹“中华第一宫殿”516平方米特大房基(西坡遗址) 图3 砥石峪古会恢复纪念碑砥石峪的土窑洞 中午，学者们在阳光山庄稍许休整了一下。下午，进入更为偏远的小秦岭山脚下的乡村。 千万年来，小秦岭的高峻雄伟和黄河的奔流不息，形成了沟壑纵横、土壤肥沃的坡地、塬地和低洼地，加上这儿气候湿润、河流成网，小秦岭山脚下的诸多乡村，从远古以来就栖息和繁衍着大量的古代人类。当代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铸鼎原、西坡遗址等5500年前的文物遗迹所承载的文明信息，在这块1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山傍水排列着30多处从仰韶到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址”。灵宝文管所原所长姜志亮认为，“这里聚集了一群部族聚落的头面人物，有着规模恢宏做工考究的公益建筑设施，有着较为规范的行为准则和社会习俗……并且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分工的社会结构形制。”黄帝铸鼎原及附近的西坡遗址，已被列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1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六大遗址之首选。 显然，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大型黄帝文化聚落群遗址，表明这曾经孕育了璀璨的古代文明。然而，日月行天，江河运地，随着岁月流逝，沧海桑田，5500年前的辉煌已经成为深埋在地下的废墟，以及地表上破碎的痕迹。今日之学者们，则恰巧地在今天下午触碰到了这些依稀可辨的远古遗迹啦！在下午的和风细雨中，学者们到访了焦村镇罗家村的砥石峪一带。大家路过一片由多个石条和土坯砖瓦片堆成的砥神庙遗址，紧接着又走了几十米，站在一个至少5500年前的“灰坑”跟前，听我复述了当地人的一套说法： 罗家村的砥石硲之名，起于上古纪的新石器时代的父系社会之前。那时候人们依堐傍峪而居，住在半穴式的窑洞里，先是渔猎为生，然后是采集野果、种子、根茎，并逐渐学会植物种植和动物饲养。他们使用的工具，就是在砥石峪磨打制成的石矛、石刀、石弹丸，还有石铲、石斧、石镰……所谓的刀耕火种时期，砥石硲就是见证。“砥”，就是“在巨石上磨砺”的意思。在西坡遗址群的范围里，每一两公里就会有个深浅不一的沟，只是砥石峪入口处最险、石头最多，这儿是先人用来制造工具的最好地方！上古时候，先人们在这里“叮叮铛铛”打磨石头的声音此起彼伏，令人向往！砥石峪作为一个制造工具、方便生产的地方，也是人们聚会交易的地方，它对先人的生活极其重要，于是人们就尊此地此沟为神，也每年都挑好日子在砥石峪里扎戏台唱戏，筑砥神庙来敬神，这就是“砥神庙”、砥石峪庙会的来历！而罗家的“罗”字繁体写法是“羅”，最早的意思是“天之四维”，罗家村人硬说小秦岭娘娘山的娘娘，是从这儿上山的。其实，这个“娘娘山”之名，可推断是人类社会早期，母系氏族时期的头领指山而称的吧！ 学者们在参观“兼善堂”时，也注意到了所在村庄“巴娄”名称由来的上古史痕。当地人说，“巴娄”村涵义有二：一是南方的蚩尤部落来归顺黄帝部落，黄帝部落给他们赐予的地方，而其中巴姓、娄姓居多，因此叫“巴娄”村；另一是远古时的匠人在此村刻了八个敬神的石楼，供着八方神仙，“巴娄”即“八楼”之意。先人们能用石头制作精美的用于供奉八方神灵的石器——楼龛，可见原初社会被称为新旧石器时代的道理。由此推断巴娄村曾有可能是陈列过新石器时代最精美作品的村子了。村民说这儿有史以来每30～40年就会有一次特大山洪水爆发，洪水卷着比一间房子还要大的多巨石奔腾而下、布满河川。我想起爷爷、父亲都会打磨石头，某种程度上，我们这儿的男人几乎人人都是石匠！小时候见过家家户户用来洗衣或喂养家禽家畜的石槽、石盆，村里还有石凳、石碾子、上马石、石猴等物品。我们何家三爷还用一块大石头劈成小方子石，造成了一个并排的三间石窑。 无论如何，5000年前的文明，曾在这儿诞生过！娘娘山罗家村砥石峪巴娄村，应都是新旧石器时代留下的古老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总之，来自上古历史深处所透露的信息，具有证明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文化自信价值，仍然亟待深入发掘。 (三)在灵宝，与当代的乡村建设有一个跨界的约会 灵宝这个地方，以前曾用过别的美妙的名字——豫州、桃林塞、弘农郡，“灵宝”一名为唐玄宗所赐。在唐玄宗开元末年——公元741年，因为在函谷关发现了灵符而赐名为“灵宝”，唐玄宗甚至为此还在742年改了国号为“天宝”元年，天宝年号持续了15年。“灵宝”二字，包含有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精神”与“物质”二元完美和合、共生共荣的涵义。 现代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其实也就是在“灵”和“宝”上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世界层面的。中国作为世界上古文明惟一没有中断的国家，近现代百年来又实现了现代化，现在又面临着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复兴使命。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内容，就是守护我们的乡村和地域文化，因为它里面有着千万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就灵宝来看，这种文化，就表现在过节庙会唱大戏等老百姓的生活日常和风俗里，表现在娘娘山函谷关砥石峪罗家村巴娄村等地理变迁与地名的涵义里，表现在老子《道德经》等历代文人们所写的文章哲理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中国”，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游学在高山大河里、在乡野社会中触摸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之根，这条根里有人活着的初心在，有尊重自然、促进社会团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子在。现在，大家发现，从这个根基上正在不断生长出似乎可以解决因现代化而遭致的环境、经济、社会问题的经验出来，也许这样的经验就会为全国性的、世界性的经验模式。 图4 在弘农书院参观观看蒲剧《弘农儿女》 学者们普遍认为，从这里看到了“以乡村为视角，以文化为中心”的，试图解决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的努力——一个公益组织——弘农书院，试图把老子的“道法自然”、孔子的“积极入世”、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三者融合起来；试图把大学生人文教育、农民生计教育、小孩子三亲教育有机统筹起来。在这里，有以激发人的真实需要、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追求等方式，对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进行矫正的尝试；在农民群体中，作为传承者的老人、撑起了大半个天的妇女、逐渐发挥新生力量的返乡青年群体，三者之间，也包括家庭、村庄和社会关系之间，似乎都有了和谐的影子，一群从内心转变和三观改变出发的弘农人，主动地担当起了乡村主体的角色。有教授和博士们发现：在“党政主导、农民主体、专家辅助”的动员模式中，自己是以小学生的求学身份出现的，因为在参与书院事务、农民合作社建设和村庄文化社会建设中，愈来愈觉得“农民能听懂的话语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知识”，学者们应该从被包装的异化知识中、从“学术的悬浮”中走到真实的地面上来，诚如周立教授感叹道：“有真光耀耀其上，有行者躬耕其中，有隐者默祷其下，有学者往来求索，物华而天宝，是为有灵宝地”。也有反思道：知识分子能否在参与基层建设之中、在促进农民生活出彩之中，给自己的调研赋予一个意义，从而推动理论生产？并其人生意义有一种积极的思考？ 图5 北伊利诺伊大学的林海英教授在函谷关楼上领略《道德经》文化 来自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的林海英教授，一位柔美的国际范女学者，热血沸腾地谈道：在灵宝这个豫陕晋的跨界之地，“政府主导、农民主角、社会参与”的综合乡建现象已经初露端倪；农民们把跨界的民生、供销、金融合作结合在一起；把养老敬老、经济合作与乡土文化又结合在一起；高级研讨会又是以歌声、戏剧、诗朗诵为点缀甚至升华……这里的女性，从弘农书院樊少欢、刘巧珍等干事，到弘农合作联社武艳霞、张雪勤等理事，再到焦村镇杨娟书记、灵宝市委统战部徐红梅部长、市委张华副书记，这些巾帼英雄们真不了起！她们是“柔弱”的，有着爱意的，能“将心比心”地替对方考虑的，代表了真实生活中的《道德经》文化。现实中日趋碎片的社会一定会被织成“灿烂的锦缎”，因为道家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包容和跨界！ 7月18日早上，“穿越”“跨界”的学者们已经踏上了下一征程。衡岭高塬上冉冉升起的红太阳又开启了炎热的一天。前天晚上地上所积的雨水和湿气，正被蒸发成丝丝热气，弥漫在秦岭之南、黄河之滨、弘农之涧的沟塬上空。在黄河金三角的豫陕晋的跨界地域，大地是那样的清廓而素雅，天空又是那样的开阔而深远，这一切都使人感到精神抖擞、生机无限。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九、林海英:温柔的力量 水，潺潺流动，汇成大海，经久不息。其温柔坚韧的秉性，让老子不禁在《道德经》上为这种温柔的力量写上浓浓一笔：“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我这次在参观函谷关——老子当年写《道德经》处，及周边的浦韩和灵宝两个美丽的乡村时，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温柔的力量。在这人杰地灵之土地上，活跃着一群温润如水的乡村女合作社社长社员：蒲晗社区的郑冰、薛丽娜、园春、盼盼，和灵宝弘农书院的何慧丽、欢欢、珍珍等等，不能一一列数。冲在乡村合作社第一线的全是这清一色的娘子军。 没有建立乡村合作社之前，她们就是留守村里的三八六一部队(男人大都到城里打工)，柔弱，卑微，被人遗忘。如今，合作之光让她们一个个脸上洋溢着骄傲和自信。她们从组织广场舞开始，把村里的人气重新聚起来。进而又组织乡村培训和各种文化活动，编排歌舞，编排孝亲文化地方戏。利用集体的力量，发展壮大有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一片欣欣向荣。同时，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蒲韩的垃圾收费。按理说，每家分摊一块钱垃圾回收费，从效率起见，通常会一次性收齐一年费用，省事儿。不成想，蒲晗的娘子军团队却是每月一次到社员家里收那一块钱垃圾费。不为别的，只为有机会敞开心跟社员唠唠嗑，聊个家常里短，增进感情。水滴石穿，那心回肠转的耐心和韧性，不就是水的力量吗？ 温柔的力量，是领导能力中一个重要的支柱。我在浦韩(郑冰)和灵宝(慧丽)合作社的带头人身上都看到了这种智慧。她们谦虚、灵活、团结、合作、坚忍不拔、能屈能伸，身上透着一股亲和力，适应力，和灵活性。其中，郑冰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自然，有智慧，有人格魅力，且坚韧不拔的领导人。温柔的力量在她身上的体现是安静，内敛，达观，处变不惊，能屈能伸。向她这样温柔的领导人大多有三种自然的倾向：满足感、保持友好关系和愉快工作气氛的能力，以及情绪管理的智慧。每次受邀去演讲或参加培训，郑冰社长总会带着她娘子军团队。她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永远不把聚光灯只照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这不就是水的力量吗？谦虚，从不沉溺于高处，总是往低处走；团结包容，汇成滔滔大江共赴一个目标。谦虚是一个奇妙的性格特征，让我们不会自欺欺人，不把精力浪费在自恋式的自我推销上。谦逊是一种无声的自信和力量，她让我们不易引起别人的批评和嫉妒，只需做最好的自己。当一个人没有过度炫耀推销自己时，她的个性就更容易被与她交往的人接纳认可。她也就更容易获得公信力，获得她人的忠诚。一个有魅力领导人身上的温柔的力量同时能够激发他人的潜能，其他娘子军也会被激励着去学她的样式。相反，有些村庄效仿浦韩合作社但都不成功。关键一环就是领导人的素养和领导方式——她们有没有放下自我的光环。在此，我特别喜欢进化学习中心在“繁荣个人和组织的进化飞跃”书中的两句话：“领导的作用是为了创造更多的领导者，而不是更多的追随者”。“一个本着自己内心去领导他人的人，更能激发信任，从而可以团结人心，扭转困境”。 图1 温柔的力量：郑冰 郑冰真诚地把感情和智慧投资于组织的构建和健康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维系中。她让我很好地理解了归属感和爱在蒲韩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社区改变的关键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指挥和控制领导方式，充满温柔仁慈心的方式(比如激励和信任)更能够增强社员的自觉性并激发她们的潜力。这种仁慈，是自己对自己的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在社会交往方面，充分地给予对方体面和尊重，这是一种艺术，是世界上许多文化和传统都很重视的礼仪。激励社员做最好的自己，彼此平等，这种平等感中蕴藏的尊重，是建立信任、提升对方信心水平和在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真正合作的先决条件。这种力量是产生向心力，是凝聚人心的。信任感能够克服离心力、克服族群或文化分裂、营造持久的关系。这种温柔的力量与孔子儒家學說里的「仁」(爱人)是交相辉映的。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当下有很多组织内部的信任度很低。可喜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获得领导地位。据统计，在美国获得法律和会计大学文凭的，有60%是女性，70%的创业者是女性。为什么？女性普遍有较高的情商、沟通能力、更善于打造人际关系脉络和营造舒适的关爱环境。女性的新型领导，能够帮助创造我们需要的社区类型、改变我们的组织、创造新的文化、解放人类的创造力，使得人们能够开发出更高的潜能。 温柔的力量除了展示在卓越的领导力上，同时也教会我们如何克服了个人主义的狭隘意识，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古人把心脏作为掌管道教“阴阳”里的“阴”的主要器官，主管我们的主观动机和内心欲望，显明我们最终的需要和目的是什么。借着“阴”(温柔)的力量，焦虑浮躁的我们是否可以静下来反省审视自己？为他人着想，拓宽爱的边界，从内心出发，激发信任，增强团队凝聚力，而不是活在自我的纤跘中。这种柔和耐心里带着的智慧。让我们遇事不急，不生气，不冲动，不凭一时之气匆匆忙忙作决定。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珍惜和培育自己身上这种温柔的力量，深化和拓展我们的他人意识。 浦韩和灵宝社区的成功之处展示在其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通过各种沟通方式(例如说服、润滑公共关系、会议交流、歌唱， 讲故事，演戏剧，冲突管理和调解)，浦韩和灵宝社区打造出了一个高效的互动平台。在灵宝，欢欢和珍珍在为婆婆洗脚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突破，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性。她们不再单单看到自己的辛苦，同时设身处地移情审视，也看到婆婆的艰辛和付出，从而温柔相待。这种放空后又填满的过程，使得她们的心灵得到愈合和救赎，进而迸发出新的能量和潜力。她们的集体智慧创造出了巧妙的相处之道。社员间慢慢学会建立移情倾听——敞开心扉，看着对方的眼睛，建立情感连接。在相互尊重的舒适氛围中，大家彼此自由地交换想法，享受着相互间的信任。聚会前后的诗歌吟唱更是加深了彼此情感的温度。这就是温柔的力量，温和和善的相处方式。 图2 灵宝何慧丽的孝亲文化地方戏 当社区内的个体行动者，从自我视角转向将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态系统视角，他(她)就会更多地关注集体利益，而不再是只追求个人利益。不是简单地追求效益最大化。这一觉悟能够带来集体意识，进而使得集体行动变为自觉行动，这样的社区将不再是一个装满利弊平衡和交易算计的社区，而是最终在集体发展和个人自由， 利润与公平之间达成一种平衡。通过温柔的力量把真诚的大家凝聚起来，共同追求社会的共同利益。 这就是菲尔普斯认为的“美好生活”。仅仅是永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和物质消费是不能获得美好生活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冒险、创业、创新和奋进来获得。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对自我实现等更为内在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有重要意义，但是经济学家经常忽视这一点， 除了创新精神和自我中心，人民往往还需要集体归属感， 这就是浦韩和灵宝创立社区的重要意义。 这些具有温柔力量的领导人是了解社会生态系统的行动者。她们了解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视社会 (社区) 关系的营造和生态系统的建设，同时在社区的行动中加强人际关系，很好地嵌入当地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以此建立起的社区就有水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林海英,海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国际旅游学院教授) 十、李彦岩:生猛美味的袁家村 果真，闻名不如见面。我们“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人，行至袁家村，所见，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跟随王村长漫步在村子里，十条古色古香又风格迥异的巷子，传统与现代交融，像是铺开了一幅摩登的关中风情画卷，让人沉醉。最吸引大家的，还是地道又放心的袁家村美食，看着路两边，一街吃遍关中，每家都不重样：驴拉着磨研着红彤彤的辣子、青花瓷碗里白嫩嫩的豆花、金灿灿的脆香大麻花、清爽劲道的凉皮、自制的醇香酸奶和女儿红，让人垂涎！边走边听王村长介绍，这个只有62户286人、占地仅500亩的袁家村，去年(2017年)的总收入是4.2亿元，纯利润1个亿，村集体收入2000万元，并吸引了来自全球的3000名创客成为袁家村的“新村民”，这个没有名山大川、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传统产业的“三无”村庄袁家村，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让人惊艳。 图1 人头攒动的袁家村 袁家村是中国众多“三无”村庄的一个缩影，从全国范围看，“三无”村庄占据了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这些村庄往往变成了人口大量外流、破败凋零的空心村，而袁家村则生猛地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路子。当下，全国都在推动乡村振兴，但对于诸多“三无”村庄，振兴什么？靠谁振兴？怎么振兴？或许，在袁家村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那其间闪烁的智慧和关键节点，能告诉我们一些答案。 让“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的烂包袁家村出现一丝转机的，是一个叫郭裕禄的人，是他，带领袁家村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20世纪70年代，郭裕禄作为袁家村的书记，他重视农业生产技术，通过打井、积肥、育良种实现了粮食大丰收，让袁家村告别了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带领村民发展村办企业(如水泥厂、预制板厂等)，壮大集体经济，让袁家村成为了著名的“富裕村”；不过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调整产业政策，淘汰了高污染高耗能的村办小企业，袁家村开始走下坡路，进入21世纪，袁家村已经沦成了一个空心村。 饮冰十年，不凉热血。2007年，袁家村开始了二次创业，郭占武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和创业带头人，带领党支部和62户村民，继续父亲郭裕禄的事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面对困境，何去何从？这考验着党支部的战略眼光和领导能力，紧要关头，党支部反复地琢磨和思考，甚至愿意拿出20万来向社会买“点子”。 图2 袁家村现任书记郭占武(左一) 最终，破局之处，是食品安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社会的危机，但在袁家村党支部眼中，危机背后是蕴含着商机的，如何抓住这个商机？“农民捍卫食品安全”成为了全体袁家村人的信念，信念得以落地的本质，是依靠“三律”平衡，分别是自律、他律和神律。自律体现为村民自己主动公示和承诺食物原料和制作过程，并严格遵行，只有自家吃的东西，才能卖给消费者，没有人会给自己吃不安全的食物。他律则是袁家村党支部对食品安全近乎“严苛”的考量：为保证食材新鲜，小吃店不许摆放冰箱；麻花炸了三锅，必须重新换油；一旦发现餐具不消毒，停业三天；若是擅自采购外面的食物原料，会被立即取消经营资格。神律的表现，是十分生猛的，每家小吃店门口都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如果做不到食品安全的承诺，愿意让子孙受穷/全家当乞丐/降祸后代”之类的牌子，让祖先和神明来监督自己，虎毒不食子，没有人会拿后代的幸福开玩笑，虽然看起来是野路子，但不失为奇招。 图3 袁家村村民的“野路子”——发毒誓 自此，袁家村以食品安全为抓手来吸引人气，从办农家乐、建小吃街，到成立作坊、合作社，再到招商引资、进城出省，袁家村的乡村旅游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操办的风生水起，村民富起来了，袁家村火起来了。不过在笔者看来，随着袁家村食品产业越做越大，本村的食物原料和小作坊式的加工方法，必然不能满足需求，例如，袁家村的酸奶消费额是平均10万元/天，这必然不是自家院子里养几头牛就能够满足的，靠野路子“打江山”是可以的，“坐江山”还是要引入正规军(各类食品安全质量体系)，产业扩大后必然在一些环节是标准化的，但如何在标准化之外保持特色，是袁家村需要考虑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终，袁家村的关键决策都是由党支部提出方案，全体村民共同讨论表决，村集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都是全体村民手中，即使面临外来投资商的巨大诱惑，袁家村从来没有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上让步过。村集体的土地是合在一起开发使用的，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会平分给每家每户，清晰可量化，时刻公示，兼顾效率和公平。同时，为了处理好外来商户、创客和本村村民的关系，平抑彼此间贫富差距过大，袁家村成立了农民夜校、各类协会(如小吃协会、文创协会、客栈协会等)和合作社，农民夜校是大家提高业务水平、促进精神层面自省和成长的地方，协会能够发挥沟通、联络、合作的作用，合作社则是通过入股和分红来缩小彼此间收入差距(即你赚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 图4 “在乡村发现中国团队”与袁家村团队合影 回想袁家村的二次创业，12年来，依靠安全食品，硬是闯出了一条逆袭之路，生猛美味。在这里，这种吃什么、怎么吃的看似浅显，罩得住外来创客的凌云志，拎得起本地村民的养家计，承载得了袁家村壮大集体经济的梦想，飞扬着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历史和小村庄的万丈光芒！ (李彦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十一、潘家恩:延安与乡建 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且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然而很多时候却被二元对立起来，内在联系被切断，两者同样都需避免简单化处理。以乡土为底色的中国革命直接面对着小农经济与传统村社结构，为了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建设，必须通过组织动员，逐步改变高度分散的社会结构，在“去乡土化”中提升国家能力以完成工业化所必须的原始积累。与此同时，其仍然需要回到基本国情，在“再乡土化”中充分发掘农民主体性与创造性，夯实乡村革命的社会基础。 一提起延安，大家很容易联系起革命，而乡建似乎等同于改良，是革命的对立物，很少有人会将之与革命象征的延安联系起来。可实际上，延安与乡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就在80年前，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与毛泽东就在延安窑洞中进行过连续六天的深度对话。赴延安时，梁漱溟不仅带着他那本基于多年思考与实践而成的《乡村建设理论》，同时还带着一直横亘于心的“铁钩与豆腐”命题，该思考源自1929年他北上游历，参观江苏、河北、山西等地的乡村运动后所提出的形象比喻：“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作为一个曾亲历过辛亥革命与军阀政治的局内人，其对政府军队等外部强力主体进入乡村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着清醒与警惕，也正因如此，他才亲自走向民间，尝试实践一种有别于“铁钩”的社会实践，然而在现实中，却面对着“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农民运动却农民不动”这两个著名的难题与尴尬。 图1 1929年2月，梁漱溟考察山西村政时合影 图2 1938年1月，梁漱溟赴延安与毛泽东会谈 图3 梁漱溟在延安访问时送给毛泽东的著作，该书1937年由邹平乡村书店出版，以“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为副标题 而就在梁漱溟和毛泽东“窑洞对”的发生地延安，经过大革命失败和艰苦卓绝的长征之后，其既是“落脚点”和“出发点”，更是“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需面对如何在恶劣的外部环境和边陲地带拓展出必要的生存空间，进而谋求更大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外部主体和现代政党，到了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黄土高原，如何直面乡土中国、小农经济和资源禀赋差等国情现实，并将乡土及小农转化为“革命/建设”的独特资源与内在力量？既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巨大难题，也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关键之处。 在延安简陋的窑洞里，当时(1)之所以为“当时”，是因为毛泽东除强调中国革命的普遍性，也强调其特殊性，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山沟沟里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此处只是论辩语境下的相对而言。强调普遍性的毛泽东和强调特殊性的梁漱溟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然而却彼此尊重且求同存异。正因如此，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有了结合起来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本文希望通过发掘延安经验的丰富内涵，透过延安与乡建共性与张力的讨论，既推动对乡村建设的新理解，也促进对发生在二十世纪这场既有着国际共运背景，也有着十分突出的本土特征与乡土特质，虽由知识精英发起并以城市为初期中心，最后却以“农村包围城市”为高潮与主要力量源泉(2)潘家恩.重思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J].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新的认识。 一 在中国发现历史，在乡村发现中国。2018年7月9—21日，为了打破日益分割的学科壁垒，打通历史和当代、宏观与微观，来自不同地域、高校和专业的十二名学者共同组织了“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联合调研组，7月19日，调研组历经三省七地后，到达终点站延安。 初到延安，虽然经过多年的退耕还林，比起老照片中的“圣地”延安已经多了不少绿色，然而相对于八百里秦川的丰裕，却仍然掩饰不了土地的贫瘠和资源的匮乏。经过80多年的发展，延安现在已是20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且有着令人羡慕的石油资源，然而当时却是人烟稀少和落后偏僻的边陲之地，要想以此支撑起能够夺取革命胜利的正规军队与现代政府，难度可想而知。 但这却是当年红军所面对的基本现实，也是中国革命要完成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所面对诸多限制的某种缩影。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全国范围内的外部环境正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全面侵华而发生着剧烈变化，内部环境则因白银危机的爆发和保甲制的强制推行而导致“三农”受剥夺程度进一步加剧。 八十年前的延安乡村建设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展开的(3)关于延安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详见《延安乡村建设资料》(四卷)(孙晓忠、高明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该书以乡村建设为角度，收录包括合作社、教育、医药卫生、乡村文艺、群众剧运、秧歌改造、司法、妇女问题、新式家庭、改造二流子、水利建设、破除迷信等多方面内容。。为了破解中共在延安可能面对的“政权内卷化”危机(高明，《不激进的革命——延安乡村建设再理解》，《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克服迅速到来的严重财政困难，同时实现更广泛的革命与建设动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延安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亦兵亦农，化消费者为生产者，开人民军队屯垦之先河，从1942年到1944年共开荒200万亩，其中1943年产粮184万石，除去总消耗162万石，余22万石。既突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各种建设提供了必须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组织起来”，充分调动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各种力量，以细致耐心的工作态度和高明深入的工作方法来完成“细腻革命”(张炼红，《生活世界和妇女解放》，《热风学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期)。与此同时，通过对“二流子”等群体的改造，努力推动“劣绅驱逐良绅”现象的逆向转化。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再结合以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进而构建出强大的建设主体，让革命融入乡土社会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图4 《延安乡村建设资料》(四卷，孙晓忠、高明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 图5 延安“大生产运动”积极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在陕北种上了水稻 图6 延安妇女纺织合作社 如此建设，当然不是一般的建设，其在融合乡土后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从这个角度看当时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原则，其不仅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还事实上产生着调动本土建设力量并让外来主体接受“在地化”改造的效果；与之相应的“精兵简政”政策，不仅可以减轻民众负担并提高行政效率，还有助于避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两者都在内在着“改造政权”，让外部主体和乡土社会更好地融合，探索一种低成本的乡村治理方式。 图7 梁漱溟所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实验县实施合署办公，降低治理成本 图8 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合影，前排左3为开明绅士李鼎铭 除了“政权建立”和“政权改造”齐头并进，“融入乡村”和“改造乡村”也同步进行并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延安的秧歌改造既延续传统秧歌的草根性和乡土性，也努力去除其中的色情等积弊。为了发展教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拨出全部经费的20%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到1940年，边区先后创办1341所小学和7所中等学校。但这些教育都不是重复以“去乡土化”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而是强调教育与生产的结合，并以识字班、夜校、冬学、读报组等形式的社会教育为重要载体(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集萃》，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为了进一步让知识分子和农民更好地实现双向融合，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强调了文艺工作者需要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明确了文艺工作的新方向，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有利的社会氛围与实践自觉，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总结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并在各层面上进行贯彻发扬。 图9 延安清凉山卫生所大夫出诊受到农民欢迎(1943年) 图10 延安文化沟广场演出秧歌场景(1943年) 回到前文所述梁漱溟那个“铁钩”与“豆腐”比喻，延安乡村建设的成功之处：一方面通过“翻身翻心”和“组织起来”让弱势分散的“豆腐”“豆干化”，形成主体与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政权和外来主体的自我改造，让“铁钩”融化成带有保护性质的“托盘”。在不断的实践中，以上两方面同步进行且互为保障，有效挑战了现代政权难以对接分散小农，乡土社会又无法承担过高治理成本的普遍难题。当然，也因延安实践自持政权，突破了民间乡村建设实践的能力边界，从而取得更大的成效。 二 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成功获得政权。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通过土地革命对乡土社会进行全面的组织化改造，这虽然让“乡建派”知识分子们的乡村建设行为萎缩，却由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而使得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的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推广、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大众文艺、水利建设、互助合作，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 图11 农民交售公粮，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河南辉县，1975年) 就在中共中央搬离延安二十年后，2.8万名北京知青陆续到延安插队落户，是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一庞大的外来群体。这一遍布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除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外，其实还联系着重要的经济背景。根据温铁军的分析，在1980年之前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中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外资投入，带来了四次大规模危机。GDP增长、经济支出、财政盈余都纷纷下降到零值线以下，危机爆发造成几千万失业，重大成本转移给社会。于是中国有了第一次政府动员上千万城市青年去农村的“上山下乡”运动，以这种成规模的劳动力集中投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 图12 延安地区北京知青建设新农村统计(资料来源：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 图13 延安知青创办的广播站，第一次将广播引入农村 图14 延安地区富县钳二公社北京知青在做玉米发芽实验 在如此艰难却影响深远，以“自我剥夺”完成原始积累为特征的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相比于城市和工业来说，“三农”无疑承担着更大的成本和代价。曾经的革命摇篮在几十年后依然贫困，也正是这让1973年陪外宾来延安的周恩来总理热泪滚滚；另一方面，除了经济上通过工农剪刀差以“汲取”资源用于工业化的无奈之举外，社会主义国家也对“三农”进行着不同层面上的“回馈”，尝试对原来以城市为导向的文化教育、社会建设等进行着方向性改变。 我们可以在如此背景下重新认识延安第二波外来力量所参与推动的乡村建设，“到乡村接受再教育”和“建设乡村”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且同步进行的。随着大规模知青的下乡并参与劳动，大批消费者重新成为了生产者，既释放了危机状况下十分突出的财政压力，同时知青们通过担任农业技术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弥补了乡土社会的短板和不足，成为一股稀缺且关键的建设性力量。 例如，1969年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插队的北京知青孙立哲，当他看到陕北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后，刻苦自学，大胆探索，成为一名出色的赤脚医生，并于1970年创办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十年间该医疗站成功完成大小手术3000余例，治疗28万人次，不仅缓解了当地乡村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还有力挑战了以都市为导向的现代卫生制度。更多知青则利用延安的简易窑洞，办起了各种“窑洞小学”，方便乡村儿童入学。到1975年9月，延安地区在校学生达到33.9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由“文革”前的65%上升到97.1%。 图15 北京知青孙立哲创办的延川县关家庄合作医疗站 当然，我不是要将这种让千万家庭天各一方的行为浪漫化，只是希望能历史化的进行理解，并思考其对国家和参与者的深远影响。正因为他们直接到达了最基层的乡村，或主动或被动地跨越了巨大的城乡鸿沟，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另一种真实。正如有位知青所说：“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实际上，这种因“再乡土化”而对原来“去乡土化”所产生固有认识的突破，与民国期间乡村建设先驱者们所经历的刺激和反思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正如晏阳初在总结自己下乡后的改变：“其一是学会了评价农民。我们发现农民所缺少的不是头脑，而是机会。于是我们发现了所谓‘苦力’的巨大力量。另外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吃惊，那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分子的无知，并且受到了我们自己农民的教育。”(《关于乡村改造运动的总结》，《晏阳初全集》(第2卷)，宋恩荣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图16 延安大学学生在识字班教妇女识字(1940年代) 图17 延安知青创办的窑洞小学 图18 陕甘宁边区妇女社会教育统计表(资料来源：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纪念馆) 这种对乡土中国的重新发现，既属于那个时代“下乡”的城市青年，也属于数量上更加庞大的“回乡”农村青年。正如我们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参观时映入眼帘的那段话“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在新的坐标下，乡土不再只是贫困落后的象征，同时也孕育着改变的力量与新的可能。 为了让这种可能成为可能，知青们需要克服“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它既是对共和国同龄人的历练考验，更是那个特殊时代中城乡融合与区隔打破的沉重要求。 三 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如果说1949年之前在延安发生的乡村改造实践可以理解为“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4)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56页)，其中大量实践不是以“乡村建设”为直接名称，呈现出“群体性”和“多样化”特点。而在笔者近期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中，纳入了包括清末张謇等在内的相关实践，这些都内在体现着“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那么1949年之后包括广大知青参与的建设实践，则可以理解为国家建设背景下“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之所以说是“乡村建设”，不仅因为它们都涉及乡村和建设，更因为它们本来就与“乡村建设”有着共通的内涵。 在面对问题和最终目标上，真正的乡村建设既不是“就事论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是“随心所欲”的简单建设，而是对外部剧烈变化环境的把握和各种限制下的突围，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各种可能性的探索。比如，“城二代”梁漱溟之所以离开舒适的象牙塔，来到泥巴墙并将之作为所知所行的落脚点，那是因为其困扰且不甘于“旧的破坏了，新的却没有建立”、“东不成、西不就”的可怕真空。与此相似，延安实践所要做的“不仅要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还要克服俄国十月革命对乡村的处理方式；并回答中国前几代知识分子的难题。”(孙晓忠，《延安乡村建设资料》序，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在实践内容和工作方式上，一方面，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都根据各自条件，最大限度地利用旧组织发育新组织，努力实现内外融合和上下互动，虽然在乡村秩序普遍破坏的背景下重建乡村秩序是目标，但对村社传统的尊重和乡土社会的自觉却是前提。两者的角度与分寸不同，但都可以理解为在普遍“去乡土化”的大环境下，以各种方式“再乡土化”的努力；另一方面，无论是因“遭遇”乡土而进行调整的乡建派知识分子，还是以延安为空间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中国共产党，都内涵着“改造乡土”与“自我改造”的双重性，在建设实践中都有着“外来知识分子”和“在地农民”的双主体，两者彼此结合和相互改造的程度，常常决定最终成效。 图19 部分都市知识分子初到河北省定县乡村(1930年) 图20 农家炕上的下乡干部(山西平顺，1957年) 无论乡村建设还是乡村革命，都尝试直面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在经济上让长期外流的资源回流乡土；在社会上重建有利于乡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秩序；在文化上重新发掘乡土价值与农民力量，以此打开进一步的实践空间与多元可能，也即建设和创造新世界。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指出：梁漱溟所探索的乡村建设与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了一根绳子般的协调。从各种战争间隙的地方建设，到建国后包括以“上山下乡”为“另类”形式所进行的资源回流与乡村建设，这些虽然不是“乡建派”发起的行为，也常被“乡村革命”或“国家建设”所覆盖/遮蔽。然而，正因如此，实际上恰好突显了乡村在中国的特殊意义，也给我们思考真实的中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与窗口。 总之，从宏观的革命与文明视角看，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以乡土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既有张力也有统一。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剧烈转型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乡村破坏”与“三农”问题，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乡土重建”为双重定位的广义乡村建设，其不仅是对“破坏”的“回应”，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自下而上的一种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还是基于对“老中国”的再认识及对平民、知识、知识分子及中国在现代世界之处境的自觉表现。因此，我们需要以充分的乡土自觉和国情意识，结合更为多样且具体的历史经验，将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同时放置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现代中国内外环境变化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理解。 本文尝试以乡村建设为视野重新看待延安经验，发掘革命所内涵的建设因子和建设诉求，呈现乡村革命的另一种面向，同时推动对20世纪中国之复杂性的再认识。如果说广义乡村建设是乡村革命的目标和内面，那么广义乡村革命则是乡村建设得以真正开展并可持续下去的条件和保障。在回归乡土脉络的过程中，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相互融合且彼此影响，两者都不应该是自足和封闭的，都需要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进行开放性理解，进而发掘其中互相补充、融合和印证的方面。我们既应该从乡村革命的成功反思乡村建设的局限与困境，也应该从乡村建设的草根性反观后来革命中的偏颇与漂浮，同时努力拼接更为完整饱满的中国革命，挖掘那些在革命浪潮中被排斥和边缘化但实际上同样重要的建设性经验。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题记：周立教授团队撰写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一文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一经刊发，在国内乡村发展研究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特此刊发该团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以飨读者。此文是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纵深调研，打破常规视野中“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程式，一点触及，多点发力，多视角发现乡村中国的魅力，总结乡建历史和经验，传承乡村文化，开启城乡中国发展的新研究时代，学者情怀贯穿其中，读后为之动容。欲知详情，请君细赏。 一、周立:以多视角在乡村发现中国看如今的城市，常常是千城一面、万楼一貌。但农村却各有不同。虽然影响中国城市的强大力量，同样在影响着中国乡村，但乡村总有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抓地力，总有草根般的韧劲，总有水草般的适应力。无论水面多大，无论上层如何波浪起伏，水草的草尖，只是随波摇曳舞动几下，根部仍深植厚土，任尔东西南北风。在这个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变时代，为认识和改造变与不变的中国，乡村建设工作者已在城乡间往返奔走十数年。当乡村振兴号角吹响，城乡中国时代已然来临时，我们聚拢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学界好友，沿着草尖，溯回到草根，以跨学科、跨地域、跨古今的多视角，来到晋豫陕三省乡村，意图在乡村中发现中国，发现中国的多样性，发现中国力量，发现中国道路。为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的活动组织，笔者曾写下200多字的缘起：当1998年“锵锵三人行”开播的时候，我们萌发一个中国农村跨学科巡游的“三人行”主意。无奈，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延宕至今，发现欠缺的，只是一个决心。决心一下，应者云集。三人已是不足，遂有九人行也！中国发展经验，无疑是独特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乡土中国，已然转变为城乡中国的基本格局，让我们更需要在乡村发现中国。单一学科和单一视角，如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终是井口那一片天。然一隅之得，亦可成就众人之识。多学科多视角的跨学科调研与对话，成为我们在乡村中重新发现中国，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规律的共识。早萌的春芽儿，期待在夏日调研中，绽放一树繁花。刚启动调研，九人仍是不足，我们又有好友加入，遂有十二人行。我们一行十二人，在晋豫陕三省七个县区，走马观花，随走随停，白天看，晚上聊。十二天调研下来，吃三睡五干十六，风云际会、思想激荡，有同仁竟因讨论热烈，而至夜不能寐。眼见着，眼见着，这一树繁花，慢慢绽放起来了。在第一站山西大学，我们看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农村集体化档案馆，这是当代中国搜集民间资料最为完整的地方。我们和中心主任行龙教授等十多位同仁展开集体化时期中国研究的讨论。我们看了300多个村庄档案的抢救式发掘，感受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研究从容。晚上，笔者组织了以“城乡中国和乡村振兴”为主题的讨论，认为中国已不再是乡土中国，也不是城镇化主流驱动的城市中国，乃是一个城乡各半，共生共荣的城乡中国。乡村振兴需要面对“四洗三慢两养”的新需求，去创造新供给，催生新业态。笔者也就此反思自己经济学背景下仍未褪净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思维痕迹，以及经济学瞎子摸象的独特性和片面性。从张艺英的短文《从书斋到田野》中，也可以看到她作为历史研究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社会”，重新在乡村走近历史，重新发现中国的思考。图1 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第1站)在第二站山西长治市的平顺县，我们一同访问了四个村庄。第一个是西沟村，这是中国第一个互助组的诞生地，我们也有幸和几近90高龄的申纪兰大姐座谈聊天，她自1954年以来担任了第一届直到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我们住在川底村，这是赵树理《三里湾》的原型地。我们还访问了另外两个村庄——神龙湾村(挂壁公路)和羊井底村。平顺一行，大家和当年四大全国劳模及身边人士，以及当代愚公，一同回顾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在平顺的两个晚上，社科院的贺照田先生，做了“群众路线”的引谈。他引发了革命时期和当代实践中，群众路线的名实分离以及如何弥合的讨论思考。华中农大的狄金华先生，做了“集体经济”的引谈，引发了汲取型和分配型两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动员效应，以及集体经济能否复兴，再组织化有无可能，集体经济发展条件等诸多争论。讨论内容可见狄金华短文《大历史的书写与小人物的命运》中对劳模作为大人物和小人物的讨论。张谦先生的《人定则胜天，人不定呢？》以历史与现代不断交汇的叙述方式，对比了当初艰苦卓绝环境下的人定胜天，和当今人心不齐，集体涣散后的公共事务衰败，说明了“一旦人心不定了，社会分解成了个人，别说胜天了，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都成了难事”。图2 在山西省平顺县三里湾树理苑民宿谈集体经济(第2站)在第三站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和闻喜县，我们一同参访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常镪老师主持的四处乡村整体营造试点，看到了专业素养与乡土实践的美好结合。连续两个晚上，常镪先生做了“乡村整全工作方法”的引谈，让大家了解了经济、生态、社群、文化四维度和十二图层的嵌套式工作方法，引发了大家对全域整全工作方法的讨论，并各自贡献自己对乡村工作方法的经验。常镪《乡土民居的衰败与思考》一文，对农民在城市给别人建房，在农村请别人给自己盖房这一最大收入来源和支出对象的一进一出，有了细致的刻画与反思。图3 在运城盐湖区稷王山牛庄窑洞民居改造现场(第3站)在第四站山西省永济市蒲韩社区，我们走访了这个从1998年至今20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当代农民合作组织，并参与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第13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结业典礼暨青年成长观察交流会，和郑冰、梁少雄等活跃在当代农民组织化第一线的34位乡村工作者交流座谈。“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通过交流，大家对过去12期207名乡村建设青年人才的扎根乡村，以及蒲韩综合合作的社会组织过程，有了本末终始的认识和思考。晚上，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张谦先生做了“国家—市场—社会大三角”的分析框架引谈，以及在蒲韩社区发展中如何处理好三方关系的应用性讨论。期待蒲韩作为自组织社会，能与政府、市场一起舞蹈，避免剥夺社会，乃是建设社会。其中点点滴滴，可见杜洁女士《重识黄土地》一文。她将一行遇到的人与事，与土地的密切连接做了系列说明，申明了“黄土地养人，黄土地养魂”。图4 在永济蒲韩社区讨论应用“国家—市场—社会大三角”(第4站)在第五站河南省灵宝市，我们参访了弘农书院、函谷关老子著述《道德经》处，以及当地两个养老社区和生态农业、合作社和生态建筑，看了《弘农儿女》乡村大戏，开了第二届弘农论坛。还做了“从豫东到豫西的乡村建设”讨论，看到了从“走着瞧”(低头看路)，到“瞧着走”(抬头看天)的乡建路线转换，见识了“何老师能把我们逼疯，也能逼成功，逼出辉煌的事业和精彩的人生”。这是何氏的“外发促内生”乡村工作具体方法。晚上，把不少人“逼疯”的中国农大何慧丽老师，做了“知识来源与乡建话语”的引谈，对近30年新乡村建设历史进行了回顾性讨论。我们还做了乡村建设“神话”、“鬼话”、“童话”、“人话”和“真话”的话语讨论。对于已近二十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是神秘化、妖魔化、浪漫化？还是人性化、理性化？北京大学的张慧瑜先生说:何老师营造的乡村建设氛围，有道德感、宗教感，很感人。这真是体现了话语的力量。在兰考的更多经历，可见何慧丽老师《穿越与跨界：灵宝来了一群学者》，从她的叙事中，可以略微感受颇为收敛的神话体叙事，我们带来了一股化雨“妖风”，我们意图从“悬浮式学术”中走到真实地面，我们邂逅了这块物华天宝的“有灵宝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先生的三人叙事长文《欢欢、珍珍和丽丽》，从三位女性身上，更可以看到乡村的意义体系，以及地灵则人杰！图5 在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雨中看蒲剧大戏《弘农儿女》(第5站)在第六站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我们在王村长带领下，参访了这个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即闻名全国的民俗旅游村，并为袁家村开启了第一次农民夜校。袁家村本是关中平原只有62户286人的“三无”(无资源、无资金、无人才)村庄，经过两代村支书的带领，无中生有地打造出一个以关中民俗文化为核心的关中印象体验地景区，创出了“村景合一、三产融合”的乡村旅游商业模式。在礼泉往延安途中，西南大学的杜洁老师，做了“社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集群”的引谈，让我们感佩于当年重庆北碚的卢作孚，与如今袁家村郭占武的社会企业呼应，当前中国乡村，需要更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贤达。关于袁家村如何以“农民捍卫食品安全”的吃货经济起步，从而走出一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袁家村模式，可见李彦岩短文《生猛美味的袁家村》。她的文字，和袁家村的关中小吃一样生猛。图6 在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礼堂开启了第一次袁家村夜校(第6站)图7 袁家村不仅有思想盛宴，更有肠胃盛宴(第6站)在第七站陕西省延安市革命遗址群，我们和延安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师生们，做了交流，并在杨家岭、枣岭、知青博物馆、路遥故居、梁家河的参访中，更加体验了红彤彤的社会环境，以及乡村革命派和乡村建设派的争论与呼应。此行担当协调重任的重庆大学潘家恩先生，做了“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的引谈，引发了大家就乡村建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比讨论。我们从梁漱溟与毛泽东“铁钩与豆腐”，批判武训告别乡建的历史争论中，看到两者实质上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联系。潘家恩的《延安与乡建》一文，可以看到梁漱溟作为乡建派的自我反思——“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农民运动却农民不动”，也可以看到乡建派与到革命派后“铁钩”变“托盘”， “豆腐”变“豆干”的政府与社会理想型互动模式。图8 在延安大学历史系交流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第7站)图9 在陕西省延川梁家河村体验红彤彤的红色旅游(第7站)在延安的最后一晚，我们做了一行总结，有好几位表示这是一次人生再出发、研究再启航的旅行。在乡村发现中国，发现中国的多样化，发现中国柔软的力量，发现中国乡村兴衰演变的道路。我们也在多视角讨论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被学科定义的自己，和如何从学科定义中得到解放。笔者主张以“全人”的研究，弥补学科定义的狭隘：我不是政治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不是一个理论抽象；政治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是我，每一个人都有多副实践面孔。没有一个纯粹的自然人，也没有一个纯粹的社会人，我们总是多副面孔的杂糅。个人若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更加如此。从片段化的单一学科、单一视角走出来，以多学科跨学科，多视角复合视角，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乡村吧。2018年8月，京郊天湖搁笔。(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二、张艺英：从书斋到田野近年来，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口述历史等历史研究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然而，知易行难，加上各种条件限制，许多学者仍不得不围绕原始档案和出版文献在书斋内进行研究。因此，许多研究乡村社会史的学者并未去过历史现场观察或搜集民间文献，并且缺少当时生活在乡村的人面对外部变化时的反馈与生命个体的喜怒哀乐的文字表达，无法充实以档案资料为主的研究，以致文章“见物不见人”。因此，此次跨学科“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活动正好给了我感受“历史现场”的机会，同时，当下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建设乡村试验也使我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来重视民间文献资料的搜集，从2004年起，他们即开始倡导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并有计划的发动师生进行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的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他们搜集的材料以及立足这些材料的研究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将此处作为调研的第一站。在参观中心的过程中，丰富、大量的民间文献令我们眼前一亮，以致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立教授感慨道：“你们做研究真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呐。”山西大学搜集的这些民间文献诉说着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微观历史，同时也弥补了以往“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的不足。正因为山西大学师生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关怀，立足本省的农村基层档案，产生了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该中心的年轻学者也迅速成长。在与我们的座谈中，该中心的年轻学人们均表现出功底扎实，问题意识清晰，对现实社会的了解也较为深入。图1 参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我们在延安调研时，以“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为主题与延安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进行了座谈，双方围绕该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老师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希望能利用延安的资料，从建设的角度理解乡村革命，或者从革命的角度重新看待当时的乡村建设，才能深入理解20世纪改良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有的老师认为，乡村建设派的乡村与延安的乡村是有区别的，延安的乡村条件更差，而且延安以乡村革命为主，乡村建设服务于乡村革命；有的老师认为，乡村建设派与乡村革命的关键区别在于依赖什么样的农民主体，前者依赖的是乡贤，后者依赖的是贫农；有的老师则对乡村建设与政权的关系、乡村建设的资金来源与可持续性的关系等问题提出疑问。延安大学的老师们，也对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的研究如何推进、口述历史用于历史研究的有效性等问题表达了疑惑。周立教授表示，二者肯定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延安的革命和建设经验还没有被很好的总结，大家不能守着金碗讨饭吃，只有充分利用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档案资料书写真实的历史，才能与不同的学科就事实层面进行对话。延安大学的老师们最后也认为延安的乡村革命与建设的经验非常宝贵，而且历史就在身边，希望也能走出书斋和史料、走向田野，多与外界沟通学习，利用本土本地的民间文献及口述历史的方式突破以往的历史叙事方式。双方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此次座谈，并对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基本达成了共识。图2 在延安大学历史系座谈“我非常相信研究中国社会史需要结合田野的观察与文献的解读。我相信不走出书斋的历史学者不能了解中国社会”，科大卫非常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并进一步提出“历史研究，不应止于书斋”。但是，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走向田野和社会，侧重于民间文献的搜集和对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访谈，而这次深入乡村社会的更大收获是对当下乡村生活的体验和直面正在参与乡村振兴的普通民众的感受、感情与感悟所带给我的震撼与反思。尤其是在河南省灵宝市的弘农书院(弘农书院是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教授自2012年起在灵宝罗家村及附近进行的弘农乡村建设试验的一部分)所遇到的欢欢和珍珍等人的故事。欢欢今年35岁，初中毕业，河南灵宝罗家村人，目前担任弘农书院的总干事。在与我们的座谈中，欢欢一边讲一边哭，而我们这些人一边听一边哭。她讲了自己这几年的故事，说感谢何慧丽老师，是何老师在罗家村的道德讲堂、文艺队等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改变了她，也改变了她的家庭关系，以前她对生活诸多抱怨和不满，脾气特别暴躁，偶尔还想要离婚，现在的欢欢变得尊敬婆婆，感恩爱人，生活越来越和谐，并与丈夫一起，学习生态农业，钻研生态苹果的种植，一年过的比一年好，变成了能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人。而对于何老师，弘农试验的发起者来说，其初衷是为了自己的家人能生活的更好，至于该试验的结果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何老师在罗家村的乡村建设试验改变了很多当地的村民，不仅有欢欢，还有珍珍、雪琴等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们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成为了生活真正的主人。图3 欢欢(左一)在给我们介绍合作社自己生产的产品这些调研活动中遇到的生动故事，没有办法放进与生活经验没有关系的高校历史教科书中，大多因为没有被书写，只能逐渐泯灭在历史长河中。这不由自主使我想到在我所研究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试验中，普通农民的感受也从未被历史书写过，他们也被淹没在历史深处。也正因此，我忽略了民众在这些事件中的感受，用精英眼光的成败论、经济效益的好坏去评价这些试验，这样的研究视角或许始终无法以农民为主体，也无法对历史做出最为客观的评价，得出的历史经验又如何能与当下的乡村振兴对话？如贺照田老师所说，“可能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没有进入社区的内在或者被动员者的角度去看，而应该回到他所在的社会，去考察那些参与者的内心感受”。因此，我开始相信“唯有对当下生活有所体验，才有能力理解历史”，就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说，只有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真正看懂了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透过当下乡村建设各方参与者的喜怒哀乐，我们得以重新看待历史上相似的事件和人物，再次走近历史。所以，从书斋到田野的历史研究不仅是搜集民间文献和唤起历史记忆，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理解。周立老师在调研中提出历史经验是否可以与当下进行对话的问题，是出于学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当然，“现实关怀”下的历史研究也应该避免现实诱导下的偏见，而注重社会田野调查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献资料的重要作用，我想唯有这样的“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社会”，才能读懂中国社会、在乡村走近历史和发现中国，也才可能建立历史经验与当下社会的有价值的连接和对话。(张艺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讲师)三、张慧瑜:劳模创造历史7月初，我跟随“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团，在山西东南、河南西部和陕西咸阳、延安等地区的农村进行了十余天的调研工作，大概参访了十个村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田野活动，之前做研究大多是在书斋中完成，这种集体调研的经历让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可以从理论、历史、文本中走出来，到实地探访、与真实的人交流，紧张的是我毕竟不是专门从事农村研究，只是对“三农”和乡村建设问题感兴趣。我们白天“边走、边看、边座谈”，晚上“边谈、边聊、边总结”，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方式在体力和智力上都是很大的挑战，当然，收获也非常多，尤其是对于我来说，既看了共和国农村合作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又看到近些年在农村合作化试验中很有代表性的山西省永济市蒲韩社区，还看到依靠乡村旅游实现共同富裕的陕西省礼县袁家村。从历史穿越到现实，短短的行程不仅展示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山乡巨变，而且也看到每个乡村都有特殊的历史和复杂性，很难轻易地一概而论。我想从历史的角度，谈一下在平顺县调研的情况。平顺县隶属山西省长治市，位于太行山地区。7月11日一大早，我们一行离开山西大学，在小雨中搭乘大巴车，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行程，从太原抵达平顺县汽车站。当地知名的公安作家赵伟平老师已经在车站等候我们。赵老师是平顺县人，年轻的时候当过民办教师，“文革”后考取长治师范学校，20世纪90年代参加公安工作，业余时间写小说和地方文化，已经出版了多部与平顺相关的长篇著作，一说起平顺的历史和文化，赵老师总是娓娓道来，非常自豪。正是因为这种对本乡、本土文化的热爱和推广，赵老师在2016年被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评为全国爱故乡人物。图1 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农家乐“树理苑”平顺的第一站是川底村，赵老师带我们入住村口农家乐“树理苑”。院子里，有一座高大的雕塑，是作家赵树理和当时川底村的老社长郭玉恩扛着锄头、一起下地干活的场景，一个是全国知名的大作家，一个是著名的劳动模范、金星奖章获得者，像亲兄弟一样“并肩”劳动，显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下基层、与工农相结合的故事。树理苑的装修很简单，突出乡土风格，房间内部的墙壁上铺着报纸，带有怀旧色彩。我们简单吃完午饭，就先到离川底村不远的西沟村，这里是全国劳动模范、著名的人大代表申纪兰主任的故乡。图2 “树理苑”墙上印着赵树理和郭玉恩的照片在装饰一新的“纪兰党性学习基地”，申纪兰主任与我们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座谈。申主任身着白衣，高高的个子、宽阔的肩膀，年近九十依然步履坚定、精神饱满、思路清晰。申纪兰如同共和国历史的活化石和见证人，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见证了西沟村从贫瘠的小山沟发展为道路四通八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申主任谈了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经过，谈了长途跋涉去北京开会的艰辛，也谈了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心情。我记得有一个细节，申主任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想到上厕所时遇到了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这次“偶遇”显示了新社会劳动模范与国家领导人的平等关系。图3 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与调研小组座谈申纪兰之所以会出名，是因为她在西沟当合作社副社长的时候发动和带领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并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主张。1952年《人民日报》记者根据申纪兰的故事写了一篇通讯报道《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经过》，这让申纪兰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也被树立为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典型。“同工同酬”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前提是在社会、经济上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这也直接促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申纪兰主任非常随和，保持着老共产党员的作风，依旧住在西沟村，仿佛历史的变迁并没有改变她对西沟的感情。随后，我们又驱车来到老西沟村，这就是西沟村另一位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成立互助组的地方。村口有一个李顺达互助组的古铜色群像。作为外来户的李顺达很早就加入了党组织，1943年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他带领6个贫苦户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业劳动互助组，用互帮互助的方式改变了小农生产的模式。1944年，晋冀鲁豫区政府授予李顺达互助组“边区农民的方向”称号，1948年平顺县政府把“劳动英雄”的牌匾悬挂在李顺达家。1952年，李顺达又带领村民从互助组发展为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也是全国较早走合作化道路的地方。站在村口群像旁边，往下面山沟里望，还可以看到李顺达的故居，本来我们以为这是一片已经被废弃的旧窑洞，没想到走下山坡，李顺达故居里还住在他弟媳一家人，屋里收拾的干净利落，墙上挂着很多家庭照片，院门口上还依然挂着“劳动起家”的匾额。沿着村口往上走，有一个村史碑亭，里面摆着两块石碑，一块是“西沟村史：组织起来，由穷变富”，一块是“紧握手中枪：劳武结合保家乡”。这些有些模糊的碑文记录了革命老区西沟村组织起来、艰苦奋斗的历史。图4 老西沟村的李顺达互助组铜像傍晚时分我们从老西沟村又回到了川底村，去参观赵树理故居。川底村是赵树理在50年代体验生活、写作《三里湾》的地方。川底村有一个和李顺达齐名的劳动模范郭玉恩。郭玉恩的小儿子现在在赵树理故居工作，他给我们讲了赵树理与郭玉恩的交往和友谊。1951年3月、1952年4月和秋天，赵树理三次来到川底村，为了观察社长郭玉恩如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赵树理搬到郭玉恩家的阁楼上居住，白天跟郭玉恩下地干活，晚上则旁听村支部会议。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赵树理完成了讲述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里面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川底村的真人真事，小说中农业社长王金生的原型就是郭玉恩。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使得赵树理不只是作家，更是记者和社会学家。如今川底村已经改名为三里湾村，让红色经典来提升当地村庄的文化含量。从赵树理故居出来，我们又来到村部看川底村的村史。图5 调研小组与村民在赵树理故居前7月12日，我们从川底村出发，一路颠簸来到了井底村，这是一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庄。井底村有井底之蛙的意思，原来这里长年被大山阻隔，想出一次门非常不容易。在这里，有一条挂壁公路，就是在悬崖峭壁间“硬生生”凿出一条公路来。据井底村的支书介绍，这条公路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0年才修好，全部是依靠村民自己的力量完成。顺着沟渠再往下面走，就是著名的“红旗渠”。和“红旗渠”一样，开凿挂壁公路的劳动者也是当代愚公。我们走在蜿蜒的隧道里，感叹着村民是如何克服万险，才修通了这样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公路。透过挂壁公路的天窗可以看到对面巍峨、陡峭的山峰，山峰的形状有时宛如卧佛一般，保佑着这片土地。如今，井底村正在与旅游集团合作，包括挂壁公路在内都会成为神龙湾景区的一部分，村民则以股东的身份集体入股、集体参与分红。离开川底村，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参访的村庄羊井村，这个村庄三面环山，地理条件也比较恶劣。羊井底村口有一口大井，直径约四五十米，名为“和谐西池”。这个村也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武候梨。这个地方产梨，武候梨小时候因为偷吃地主家的梨而被打，故改名为武候梨，希望长大后可以经常吃梨。和李顺达、郭玉恩一样，武候梨也是带领村民成立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积极发展集体经济，把荒山秃岭改造为万亩松林、千亩果树。1957年，武候梨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全国林业劳模“双模范”。图6 调研小组在赵树理故居院内合影近代以来乡绅变劣绅，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的方式，打倒了土豪劣绅、重组了农村社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以劳动模范为代表的基层干部发挥着组织乡村生产和发展的核心作用，劳模的特点是来自于群众，又在基层为群众服务，从李顺达、申纪兰，到郭玉恩、武候梨，莫不是如此，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在“平凡的世界”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事业。(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四、狄金华:大历史的书写与小人物的命运这一次跨学科的“在乡村发现中国”选定从山西省平顺县开始，途径三省数县，最终在延安结束，或许这本身就包含着与新中国大历史叙述的某种紧密扣合，毕竟我们足迹所到之处，都不是中国农村中默默无闻的村庄，它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段成为中国农村农业发展乃至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当历史的光芒照射到这些村庄之上时，历史书写的惯性便将当初的村庄生活“扭曲”成另一种表述。然而，当我们跨进村庄，站在历史书写中的“大人物”面前，站在他们居住、生活过的房子与村庄的时候，生活与生命本来的细小与灵动便自然流出，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真实性，以及小人物在大历史洪流中的无奈、狡黠与别样。当我十号从北京赶到太原与大家汇合的时候，我已经错过了与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同仁们的交流。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启程前往平顺，我此前仅有对平顺的了解便是知道平顺的西沟是新中国早期互助组的诞生地，我自己从未想到我们在平顺调研的第一站就果真是西沟村。进入到西沟的历史博物馆，我才知道我对西沟了解之肤浅，以及西沟在新中国历史上之辉煌。也就是在整个太行山南麓的小山村，在短短几年之内竟然出了三个全国劳模，其中唯一在世的劳模申纪兰更是成为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史上的奇迹，因为她作为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已经连续60余年51次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而，日常生活的辛酸与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们不能被任何外在于它的话语和符号所掩饰。我们从博物馆的照片介绍中看到西沟互助合作社的社长李顺达去苏联访问交流，在路途之中就花费了半年之久，我不禁疑问了，那在这半年之中究竟是谁在主持这个合作社的具体工作，由此而类推，当作为全国劳模的社长(李顺达)、副社长(申纪兰)大部分时间因“典型”宣传的需要而应付合作社外部的事务时，合作社内部的事务又是谁在操持，并保证其正常、有效运转呢？大历史的叙述只是照亮了舞台前面的“典型”，而灯光之外更多的人却被世人所遗忘与无视，这就是历史的书写，一种带有滤镜的书写。图1 调研小组一行与申纪兰老人合影图2 申纪兰一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程历史不仅选择了对特定的人群进行书写，同样也选择了对特定人群以特定的话语进行书写。在西沟，我们专程去看了李顺达互助组的纪念雕塑，在雕塑下边我无意间看到了一间显得破败不堪的窑洞。同行的贺照田老师告诉我这就是李顺达的故居，贺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西沟村了，他提醒我注意李顺达故居的坐落地其实距离原来的西沟自然庄有一些距离，这是一个在自然庄核心居住区外围偏远的河道旁。按理，这不是一个建房的理想地方，但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起初的李顺达本身就不是村庄中的“中心人物”。李顺达其实并不是平顺本地人，他是1929年与家人从河南逃荒要饭而到老西沟自然庄来的。一个靠租种土地苦度日子的“外乡人”岂能那么轻易地在村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地方建房落户？这倒不一定是本地老西沟庄人人心有多“歹恶”，只是在那穷苦的岁月，资源实在有限，大家只得将这些认为好的资源留守“自己人”内部来分配。作为“外乡人”的李顺达只有通过更加勤奋的劳动，以更宽厚的胸怀来为村庄人作奉献，才可能获得村民们的认可与接纳。这既是“外乡人”的生财之道，也是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慢慢融入村庄生活的唯一途径。或许这也正是李顺达把自己家里的牲口拉出来率先让大家免费使用，由此而促成了最早互助组的原因。当我站在李顺达故居面前抬头仰望那块木刻的“劳动起家”的门牌时，我可以想见到1946年李顺达提前两年实现自己“五年发家”计划，平顺县委在他家中开庆功会时他内心的激动。这份激动并不仅仅是因为县委领导的到来，同时也是因为(甚至更为重要)自己可能因此而获得村民的认可，从而获得一个正当的西沟人的身份了。这份激动与喜悦是外来的速写者不易体会也不愿书写的，但对于李顺达而言却可能至关重要，因为在他看来，他成为了正当的西沟人，他的子女与家人便能在西沟安身立命。这份激动背后正镌刻着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命运在村庄生活中的博弈。图3 李顺达故居李顺达故居门楼上“劳动起家”的牌匾已经纹理斑驳，留守在故居独自居住的他的弟媳迎送着如我们一般慕名而来却又匆匆离去的“外人”，却依旧过着属于她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在大写历史之外的真实生活，也是一个因为李顺达而拓展出来空间的生活。(狄金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五、张谦:人定则胜天，人不定呢？王先友老汉六十多了，是我的想象中典型的山西农民的样子，头发花白、肤色黝黑、脸上的皱纹一如黄土高原上的沟壑，脊背因为多年的劳作微微驼着。他讲起话来也是典型山西农民的样子——也就是说我基本听不懂。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坐着听他讲了半个多小时村里的梨树遇到的问题，还是没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等走出办公室外头大家跳广场舞的坪上恰好有一棵梨树，老王走过去摘了片梨树叶下来，举起来把树叶背面给我们一看，再难懂的山西话我现在也懂了：梨树得了一种怪病，叶子上和幼果上都长出一种像珊瑚一样的黄毛、然后会坏死。据老王说，村庄外的路边新栽了很多侧柏作景观林，这种病就是从侧柏上传来的，大家用了很多办法也治不了，这两年梨树不仅没收成、很多村民干脆连五六十年的老树都砍了。老王所在的村子叫羊井底村，在平顺县西部的青羊镇，靠近长治市区。羊井底村的梨树不是一般的梨树，倒是有些特别来历的。20世纪40年代时的羊井底村别说梨树，什么树都没几棵，整个村子被荒山秃岭和沟沟壑壑包围。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晋东南建立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就在同是长治境内的武乡县，平顺县也成了在山西范围内乡村革命和农民生产互助开始最早的地方之一。羊井底村的带头人是一个叫武候梨的贫农。1943年武候梨联合17户贫苦农民，组织起羊井底村第一个互助组，并任组长，由此揭开了一帮翻了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精彩历程。山西作家赵伟平老师所著的《武候梨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述，这里只拣最重要的讲一下。到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是羊井底村支书的武候梨成立了初级农林牧合作社，开始对全村险恶的自然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水土改造——平整土地、修固沟壑、打井挖渠、造林护坡。1955年初级社转为了羊井底红星高级社，全社近千口人，生产能力更上一个台阶。到1978年时，经过多年来集体领导下的高强度、全参与的劳动投入，羊井底村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全村的农业总收入比办社前提高近6倍，累计造林1.27万亩，植树近百万棵。武候梨也因此先在1957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劳模，后又被评为全国林业劳模，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双劳模。在这个过程中，武候梨最上心的就是果树的种植，因为如果植树造林不能转化为经济效应，动员群众也难有说服力；而在羊井底村的实践之前，当地被认为是不能种果树的。能不能把梨树种活种好，成了羊井底村成败之攸关。为此，原本叫武余仓的他，把名字也改成了“武候梨”，就为等候那有梨的日子。所以说，羊井底村的梨树不是一般的梨树，靠各家各户单干是种不出来的，是靠着集体化时期“人心齐，泰山移”的精神与实践才种得出来。在横跨晋冀豫三省的南太行山区，险恶的自然环境长期使人们的生存极其艰难。在河南林州红旗渠的纪念馆里、在平顺西沟村的劳模纪念馆里，都可以看到历朝县志里屡屡可见的、因为灾荒而引发“人相食”的记录。虽然这里自古有愚公移山的传说，但真正在大范围内实现人定而胜天的逆转，还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农村实现集体化之后。引浊漳河水、穿越太行山灌溉林州的红旗渠，是最有名的例子。另一个今天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太行绝壁上的挂壁公路。7月12号下午我们去羊井底村之前，上午还去了平顺县东寺头乡的神龙湾村。神龙湾村原来叫井底村，跟羊井底一字之差，但不象羊井底那样在黄土梁上，而是确确实实处在被太行山绝壁所围绕、如井底般的一片平地上。南太行山上的挂壁公路有七条，分布在晋豫两省的平顺、陵川、辉县三个县。井底村这条不如郭亮村和锡崖沟出名，但论长度、景观、难度、开工之早都不逊色于辉县的郭亮村。井底村虽然在山西，但与平顺县城之间却还有太行山的连绵绝壁挡着。以前村里人要去一趟平顺县城，开车的话，得先往东沿河谷出太行山进入河北涉县、然后绕道河南林县，六七个小时之后才能再绕回到山西来。井底村的居民都是近两百年来从河南逃难而翻过太行山进来的，七百来口人里有52个姓。就是这么个由全无社会基础、也全无本钱的逃荒难民组成的小村落，经过集体化时期的组织动员和精神培育后，到了1985年，便能动员起全村人，花了整整15年、不计酬劳、共同努力，基本上靠手工劳动、而且还付出了生命代价，在绝壁上凿出了这条1500米长的公路，并且作为公共产品对任何人都开放使用。图1 太行绝壁上开着天窗的挂壁公路和山谷里隐隐可见的井底村今天，井底村改名成了神龙湾，这条挂壁公路也成了有大公司投资经营的神龙湾景区里最核心的景观(好在因为此公路仍是公共交通必经之路，不能封路，所以现在还不收门票)。村民们也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开起客栈、饭店、坐在家里挣起大钱来。如果没有集体的组织、没有人定之后的合力，试想农户个体如何能战胜太行山这天险呢？再回到羊井底村。在去集体化之后，羊井底又经历了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初落实包产到户时，羊井底的干部群众都是强烈抵制的，武候梨更是不忍心亲手把自己几十年经营的成果分拆，但对党的忠诚又使他不能违抗政策，最后只能自己退下来，让老王接过支书的班。而老王和村干部们几乎是连哄带骗才让村民们把地分了。包产到户之后，农业产量确实有所上升，这也是很多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制度激励人的能动性的证据。但这种只要有制度、有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有经济成果的论调，起码在农业领域，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一样的逻辑吗？在农业领域，个体再有能动性，如果不能转化为集体行动，很难有可能改变外部天然环境、创造有利的生产条件。所以，没有集体化时代的改天换地，包产到户后个体再努力，梨树就能在没平地、没灌溉、没防护的黄土沟壑里成林结果吗？去集体化后近四十年里，武候梨带领大家种的梨树，分到了各家各户的果园里，倒还一直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泽荫后人——直到前两年村子外头的公路上种起了侧柏。梨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们同行的老师在朋友圈里把照片一发、问题一问，不久就有了答案。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叫梨锈病的真菌感染。梨锈病菌必须转主寄生，冬天从梨树上随风飘到桧柏类树木上过冬，次年春天再发出孢子，又随风传回到梨树上，使梨树染病。解决的办法也不难，梨园的五公里方圆内没有桧柏类植物就行。象羊井底这样，村外的侧柏景观林大概是砍不了的，但只要在冬季给侧柏喷药、铲除越冬病菌，春天再给梨树喷药，就能防治。然而就这么件事情，却把曾经因为人心定而能胜天的羊井底村民给难住了。原因就在于，各家各户给自己的梨树喷药容易得很，但给村子外头的侧柏喷药却谁也做不到。如果武候梨的合作社还在，不难想像，组织起大家来给侧柏喷药，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今没有了集体、人心不定，小小一个真菌，竟然就把武候梨和他的同事们辛苦种了六十年的梨树给搞死了。进入羊底村要先上个坡，到了村口的村委会广场之前，会先看到一个直径三四十米的圆形大水池，池壁都是青石垒起，还有台阶可以一直下到十米以下的水面边上。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也是当年武候梨带领大家修起来的四个大水井中的一个。以前就因为这些大井，村里的生活用水才有了保障。而今天，虽然有了自来水接到各家各户，但这些大井却因为无人维护而彻底荒废。水一样还在，但反倒成了个威胁儿童安全的大坑。图2 羊井底村村口的大水井，背景里可见村外山上的果林村里的农业失去了集体的依托，梨树绝产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只好回归到个人，单枪匹马地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到茫茫大市场上去寻找赚钱的机会。打工能挣回钱的人虽然多了，但村里却只剩下了跳广场舞的妇女和带着孩子的老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再也无人搭理。村口的这个大坑和村里长满了锈病的梨树，对于有心人而言，或许可以作个提醒，一旦人心不定了，社会分解成了个人，别说胜天了，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都成了难事。(张谦,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六、常镪：乡土民居的衰败与发展思考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再到乡村振兴，乡村的发展中投入最多的是基础设施，村民辛苦挣来的钱，最大的投入就是自己的房屋。而这些倾国家与广大农民投入的乡村民居建设成果，除了少数设计师下乡或民宿主个人改造房屋之外(这些房屋大多在使用或运营上不尽如人意)，大部分真正供村民使用的房屋，其设计与建设普遍面临着质量低劣、布局单一、舒适度差等问题，浪费巨大，让人心痛。由于公共设施的情况与民居在管理和模式上差异很大。篇幅所限，这里主要讨论村民自建自用的乡土民居建设。此次跨学科的游历，考察了晋陕豫革命老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至今的乡村发展与集体化历程，这个时期也是黄土高原乡村民居从土木结构向现代房屋建设的集中转换期。游历过程中，时时能感受到乡村工作者对传统窑洞和土房的喜爱，以及对低质量新房建设的无奈，更有对尽快提升乡村民居质量的关切与期待。当然，我们也能理解村民作为个人主体，在历史洪流中的自我逻辑。通过难得的每个晚上的跨学科交流，也让自己的一些片段思考得以稍微系统的梳理，希望分析一下在这个进程中，到底是那些原因导致了现在大家普遍并不满意的乡村民居建设状况，并由此看到未来希望的所在。(一)社会观念。认为窑洞、土房等传统民居是落后的标签，是被乡村发展革命的对象不论是村民还是市民，安居方能乐业、业兴必先安居。全国劳模山西平顺县李顺达在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五年发家”计划后，最大的手笔应该就是在自己寄身的养牲口窑洞前的院子里，盖了一个二层的新房，石头地基、厚实的土墙、挺直均匀的木料、石头门墩、以及门头上“劳动起家”的匾额。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搬出窑洞住进土坯房就是“人生赢家”，盖不起新土房的，至少要能把自家的土窑洞内和窑脸用砖围券一下才对得起自己的家庭担当；20世纪60～70年代，能够给自家的土房用砖“穿鞋戴帽”翻盖好，也是值得荣耀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包产到户，一批纯砖房开始新建；90年代随着大量村民进城，房屋建设在2000年后大量增加，但大部分的质量开始急剧下降，瓷砖房、预制圆孔板平屋顶开始广泛盛行；近十多年前开始，混凝土框架房屋成为更时髦的选择。从此，各地乡村迎来了告别各异化的土木时代、大江南北或早或晚纷纷追随着基本雷同的砖和混凝土时代风潮。这其中既有被城市建房(土地财政下的高密度建房、开发商只把房屋作为不是其自住的简单商品)观念粗暴引领的因素，也有后文会论及的各方面乡村内部的因素累积。当然，砖和混凝土房屋也有很明显的优点，如便于清洁维护、容易有较大空间、采光防潮性能好等。所以弃土而居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是很多村里小伙能够娶到媳妇的重要条件。结果就是，目前我们既能看到有些地方政府把“推掉土房、搬出窑洞”作为帮村民做的最重要实事，也能看到村子里只有最贫困的家庭才住在窑洞、土房中，这样相对普遍的现实状况。图1 全国劳模李顺达故居“劳动起家”的匾额而时代终究在多元发展变化着。这次联合调研中，梁漱溟乡建中心驻村青年梁少雄在永济村内租住木匠家老屋，适当改造，使用宽敞舒适，娶妻生子，其乐融融引来大家赞叹与羡慕，纷纷表示希望跟进。也让我们看到了普遍思潮下的另一种涌动的生机与蓬勃的活力。图2 蒲韩青年梁少雄的家(二)村庄生活。村庄空心化、功能退化，人情互助逐渐淡化，未来发展不可预期把握随着乡村教育、就业、社会服务等方面与城市的差距逐渐加大，青壮年纷纷进城，乡村中不论是家庭结构与生活生产功能，还是村庄综合事务和集体功能，均发生了明显的退化和深刻的变化。房屋承载的议事、家庭生活等大量缺失，房屋空间使用需求减少。房屋缺少日常维护，在传统乡村，每天洒扫庭院、日常补漏防虫、定期抹墙换瓦，这些活动在只剩老人孩子的情况下，大部分家庭是很难持续做好的。图3 传统窑洞外观以前村里一家人盖房，小些的村子基本上是全村行动，主家只要管饭就行，你家盖房我家帮忙，我家盖房你家再帮回来，只需要在最关键和需要技术的环节花钱请人即可。目前青壮年的外出让村内劳动力不足以支撑互助盖房，即使帮忙，也会根据外出打工每天多少钱，自然折算为互相帮忙的额度，这就造成大家往往更愿意花钱找外头人干，从而避开人情世故的瓜葛。结果就是盖房模式逐步向城市靠拢，找施工队伍包清工或包工包料。当我们考虑到大部分村民进城都是从事建筑劳务，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村民把自己的建筑劳务卖到城市，然后回村内再向外购买建筑劳务，前者是村民的最大的收入来源，后者是村民最大的支出项目，一进一出，两次均有管理与商务支出的成本，说会占半应该也是不为过的，而这些最后都是由村民来承担的。这种隐形但巨大的消耗，还很少被各方关注和思考。但这个过程的确又进一步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村民的消费支付能力进一步被弱化，乡村房屋品质进一步降低。有太多的乡村房屋，即使盖了新房和新大门，可内部却没有基本的装修，只用来堆积杂物。各种错位，让人心痛。(三)技术的传承与发展。民居建造是本地化的、复杂系统工程，本来是依靠逐步迭代、自我更新、逐步完善的传统房屋建造大量依靠本地材料，在各个使用细节和耐久性上适应本地特征。不同地方的土壤、气候、植被、建筑材料都是有差异的。即使是完全现代的材料建造，房屋坐落的土地地基也是各地均不相同的。更不用说每个地方的隔热、防潮、保温、采光、通风等要求均会由于地域及村落环境、当地生活习惯、风俗习惯差异而迥乎不同。真正能适应一个地方、一个村子的房屋，是需要大量的知识、经验、试错的不断积累优化。比如窑洞挖好要晾晒多久、窑洞最大跨度是3米还是3.6米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计算精确的，只能依靠多年使用的经验来指导。可行的途径一种是内生的，就是一个地区的工匠不断优化改进(这也是传统民居本来的发展演化模式)；另一种是外助的，就是有优秀的、有经验的、综合能力的专业人员来设计并指导实施。目前前者由于前述的空心化，从使用的时间长度、使用频率、功能(功能抽空退化)、互助建房等方面都没有了反馈、优化、迭代的机制；后者则是更尴尬的情形：目前建设乡村房屋的建设主体基本没有支付设计费的能力(部分政府项目为了便于施工招投标可能有一点点)，而进行乡村民居的设计，需要有系统的规划、建筑、结构、水、暖、电的综合素养(这些在城市建筑中，都是分成五个左右专业，每个专业需要设计、校对、审核三个高级专业人员，且这些专业人员都需要至少10～15年的专业训练)，即使能有这样综合能力的团队或优秀个人承接这样的设计，要真正做到村民喜闻乐见、实用舒适、广泛传播，也是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对当地的气候、人文、材料等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才可能做好设计。更不用说，民居的施工队伍几乎不可能照图施工(原因很多，篇幅所限不展开)，这样就需要设计师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全程的紧密服务。而所有这些，需要支付的设计人工成本往往会比所有建造费用还高。这也是有些公益设计师需要长期驻扎乡村和村民一起进行乡土建造的原因(那些并不深入乡村，仅从设计情趣和设计评奖为出发点的行为对乡村建设的帮助有限)，这类设计师少之又少，因为他们经过数十年的专业训练与积累，在商业社会中，也要面临家庭、单位、社会的众多责任和工作。这可能也是非建筑设计行业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乡村民居建设没有好的设计师的重要原因。总之一言难尽，是一个怪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乡建前辈呼吁乡村不应该有规划师和建筑师的主要原因吧。四、成本优先。不论从主观还是客观因素上，低价低质的材料与人工，成为普遍的选择首先，砖和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大都不太需要持续的维护，在房屋使用率不高的情况下，的确是在使用周期内综合成本较低的选择。但一些需要维护的现代建造方法，比如平屋顶的卷材防水(不论是预制屋顶板还是现浇混凝土)，在乡村绝大多数都有漏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村子里的平屋顶房屋，会再加建一个简便的彩钢板坡屋顶，不仅防水、隔热，下面还可以成为一个存储空间。而大部分乡村地区的彩钢板质量一般，且颜色只有那么一两种可选。最后大家就会看到红色与蓝色的彩钢板屋顶在各处攻“村”掠地。现在很多村里盖房已经不再用平屋顶，而采用坡屋顶，并铺设一种红色的现代大瓦，材料与传统小青瓦接近，且施工人工、使用维护的成本明显优于小青瓦，也是很普遍的一种选择。主观上，村民的支付能力有限，因此的价格竞争造成建筑材料、施工工艺等质量的严重降低；村里基本不会找正式的施工队，而且基本不出详细设计图，都是仿照某家去盖(历史上也这样)，并做一些调整即可。这样自然也便于工程管理和造价商定。结果基本就是怎么便宜怎么来。好一些的地方会有两个队伍可选择，比如说本地人队伍便宜但质量差且要管饭管烟等；外地人队伍略贵但工期快不用管饭管烟。本地化施工进一步渐行渐远。客观上，现代的建造材料，比如混凝土结构、水泥抹面、防水材料等都不具有地域性，村民没有对其质量的足够的识别力。不像传统建筑材料，每个地方均不同，但每个地方你只要问一些老人或者匠人，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即使是普通村民，也大多会对什么样的土、什么样的木头适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而现代的防水材料、瓷砖等，对村里人而言，不像传统材料那样容易分辨好坏。比如，村里能有多少人知道全瓷砖和半瓷半塑砖的差别？更不用说很多建筑材料有毒有害，但购买材料的时候也只能靠看外观和凭感觉了。低价劣质材料充斥着乡镇和小城市建材市场，比如门窗，大量的低价低质塑钢窗(高质量相对高价产品，没有人懂，就没有人再卖)有的价格低到仅有100多块钱每平米。即使是政府投资或支持的项目，由于必须招投标，而且都是低价中标，再加上设计深度、监理管控也很难到位，材料与施工质量其实是很难真正保证的。(五)管理模式。按照商业逻辑很难保证农房施工质量与使用维护，产权问题也影响深刻传统互助建房，大家是自己给自己干活，是互相支持的伙伴关系；现代施工，是业主雇佣施工者干活，是甲乙方关系，乙方以满足甲方的最低期望与要求，尽量控制成本获得利润。两者基本逻辑完全不同，对民居建设影响深刻。传统互助方式，基于熟人社会，材料选择和施工质量完全是靠口碑和信用的，而且由于房主与协助建房人祖辈生活在一起，其“质量负责制”不仅是终生的、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是代际传承“负责”的。而目前乡村民居建设，基本是套用城市建设的管理模式与建造逻辑；并进行不同程度的简化退化后实施。施工单位干完就离开、临时组成的队伍、基本是连注册也没有的，也就是说房屋施工后维护的责任主体很多时候是没有的。至于监理，村民建房基本是不会请或请不起的，质量的管控基本就是“感觉还可以、表面看来差不多、旁边那个也这样。”成为最常用的工程质量评价与验收标准。造成的结果是，一些需要长期使用才能发现的性能，如保温、防潮、防水、隔热、密闭、通风等性能很难保证。房屋总体性能很难有系统的提升。传统建房，木匠、石匠、瓦匠就是本村或周边村的，使用中有什么问题或损坏，随时叫过来就修好了。而且那个匠人手艺好，大家都很清楚。基于大家的信任，这个优秀的匠人也有机会和可能去尝试一些创新和改进，一直以来，乡土民居就是这样自下而上进行优化迭代发展。这些居村的匠人，以及村庄的经验共识，是传统技艺与文化的传承发展载体。当前的农房建设，在大部分地方，这种机制基本已经消失，由于没有专门的投入，只有把城市的建造方法及模式降低标准来做。管理思路、设计思路均脱胎于城市建设。更别说这几十年来，城市房屋的人均面积、居住水平、生活习惯与乡村差异巨大。乡村建设低质低效似成必然。乡村房屋的产权管理，影响则更深刻深远。一些村庄，尤其是土地政策面临变动的(典型的是大城市周边)，村民为了争取更好的拆迁补偿政策，担心不盖会吃亏，所有人家都把房子盖得尽可能满、尽可能高。这个时候，什么使用功能、建设质量、景观风貌，是不可能被纳入考虑范畴的。而过于偏远的村庄，大家不知道将来会不会进一步衰败，也不知几年或几十年后政策如何导向，而不愿意进一步投入维护和改造，任由其破败。即使有当年奋力考学进城的优秀人才有意愿翻修老屋，也由于大多户口已经迁出农村，不再明确拥有房屋的所有权，也让反哺乡村之路愈发艰辛纠结。以上五个方面，是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比如，大家逃离乡村的现实选择会造成乡土落后的观念，而这样的观念会造成建设投入和经验积累的减少，相应的管理自然跟不上，管理和建设机制又造成大家不愿意返乡或者回不去家乡。每一个因素既是其他几个方面的因，也是其他几个方面的果。当然，放眼全国，当下民居建设发展各地情况各异，多元而复杂。我们既能看到乡村唯革传统民居之命为快、城市人仅以新奇或怀旧心态偶尔居住乡土老屋；也能看到运城牛庄本地村民在窑洞院子里盖了砖房，但只用来存放物品，还是喜欢住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也有笔者在10年前在云南玉溪看到的，村民由于很早认同了发展旅游的观念，土房拆后的土砖非常用心的码放起来，然后在新盖的混凝土砖房的内外墙再用土砖砌回去；当然更有山西闻喜少数贤达返乡对自家窑洞的现代化精心改造；以及笔者在运城盐湖区尝试进行的窑洞、土房的提升改造中，尝试坚持用本地村民进行施工，在几年的建设过程中，不断与传统工匠提升打磨传统技艺与工程管理办法，一些村民不会施工的部分如电箱，甚至采用画好图纸淘宝订购的方法等等。希望在造价、质量、舒适度、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尝试和努力。也很高兴看到附近村民开始看到、议论，在自己盖房时开始学习、自己思考改进的一些现象出现；更不论在丽江城郊的茨满村，纳西村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自己传统的木结构房屋(土房的确越来越少了)，用传统的工艺，用不断提升的使用舒适性，守护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当然也会看到，延安时期很多干部由于窑洞的湿气而患上风湿关节病，所以我们不会提倡大家回到过去，而是与时俱进，用智慧与耐心，实现乡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图4 传统窑洞内部图5 窑洞改造的老工艺新做法图6 传统土房的通风采光改善可以看到，随着人们观念的逐步提升、乡村人口回流和逆城市化带来的乡村活力，城乡民间不同主体回归乡村开始对乡土民居更多的高质量建设投入、由此开始逐步萌发更多底层乡土建设的经验积累，土地政策与民房建设管理模式的多元探索，让乡村振兴和逆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民居即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时代。(常镪,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海口经济学院雅和人居工程学院院长)七、杜洁：化“留守问题”为“建设动力”：重识黄土地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行程，我的第一印象是车窗边不断掠过的黄土地。从小就听说黄土地是中华农耕文明之源，“黄土地”三个字有着太多的深意。而我对她却并不熟悉。感谢这次调研的机会，能让我有机会尝试更多的去认识她。从山西到河南再到陕西，一路走来，黄色的山壁原野在烈日的暴晒下开裂，土的掉渣，却又与其上生长的植物们紧紧拥抱，坚不可摧。我们行走在这片黄土地上，遇见了积淀千年的土塬深壑、浑浊涌动的半干河流、无名多彩的野花野草、冬暖夏凉的土墙窑洞、勤劳顽强的太行“愚公”……他们，是“不挣钱”的农田、是“空心化”的村庄、是“留守”的农民，一起组成了“贫瘠落后”的乡村。而他们，又是秦关汉土百代兴衰的见证、是老腔豫剧信天游的舞台、是陈醋油糕花馍馍的创造者、是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他们，在忙着“脱贫”，在困惑着“致富”。但是，他们真的“穷”么？图1 黄土高原的土壁景象在参观与交谈中，他们用朴实的语言与行动给我们这些“学者”带来了脑洞大开的新答案——乡村是一座富饶的宝藏，要振兴乡村需要的是重新认识这片土、这些人，重新理解本乡本土的价值所在。(一)“愚公”开山十五年，挂壁公路成本有多高？“要想富，先修路”。那么，没钱时，怎么修路？平顺的挂壁公路奇迹就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位于晋东南地区。这里山高沟深资源贫乏，被联合国评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而就在这样的地区，诞生过新中国最早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社，产生了大批农业劳动模范。改革开放后，还出现了一条由村民自带口粮修筑的、堪称奇迹的“挂壁公路”。图2 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挂壁公路所谓“挂壁公路”是指在峭壁(悬崖和高峻大山)上开凿而出的奇险公路，多出现在我国南太行山及晋东南地区。我们此行走过的挂壁公路就在平顺县宑底村。宑底村位居太行山峡谷深处，因四周绝壁环抱，其形如井，村子居其谷底而得名。20世纪80年代，为了改善生活状态，该村村民想要修筑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但是专家论证后认为，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开凿成本，不适合在这样的绝壁上修筑公路。而顽强执拗的宑底村村民没有服输，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腰悬绳索从绝壁上攀下，一锤一凿地开出了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从1985年到2000年历时十五年，村民们自带口粮、没有一分钱外部资助，全靠村民自己的力量，开凿方石8.6万立方，凿出了一条隧道全长1526米、拥有33个连体洞和39个窗口的挂壁公路，为中国七大挂壁公路之一。我们徒步走过这条公路，头上的悬石、脚下的深谷都在诉说着十五年的艰辛。今天，这条公路被誉为奇迹、被开发为旅游景点，而在最初，它只是源于淳朴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的动力。这动力，不是来自投资、不是来自政策优惠、不是来自高工资的吸引，而只是来自村民自己。他们没有多么高的工程技术和建筑工人素质，甚至在修路的过程中还曾经把隧道打偏，但是，他们仍然用很多“土办法”凿出了这条路。从一个方面说，这条公路的建设成本很低，没有花多少钱，村民都是自己出工还自带口粮。而从另一个方面说，它的成本又非常高，因为它使用的是本乡本土的“人”。长期以来，农民的“人力资源”价值一直被严重的低估。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应该是多少？从事建筑的工资应该是多少？只需要看看，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真正值多少、高楼大厦值多少，以及这样一条堪称奇迹的挂壁公路价值多少？都是无价的。传统上，在村庄的建设中，很多时候，农民们都是用免费出工、相互换工的方式进行着村庄中住房道路桥梁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心力，要比花钱从外面雇佣工程队更贵重。而这种贵重的“人力资源”，是不能用现金衡量的。重新发掘和妥善使用乡村人力资源，也是有效推动村庄建设、减少对现金依赖的重要基础。(二) 留守的乡村真的“空心”吗？谈到乡村的人力资源，也许很多人会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村里没人了，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当前，我国很多农村存在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庄中只剩下老人妇女孩子留守的现象，这样的村庄也常被称为“空心村”。不过，“空心村”里真的“没人了”吗？村里真的“空心”了吗？我们此行在山西、河南两省看到的一些村庄也有很多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现象，但是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看到：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也是人，他们有办法让村庄不“空”、让生活有趣。图3 河南省灵宝市乡村互助养老“兼善堂”的老人们“人老了、做不了，咱们一起来养老，你帮我来我帮你，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了，咱们一起来养老，幸福生活乐逍遥”，这是我们在河南灵宝市一个乡村的互助养老中心听到的歌。这个名为“兼善堂”的房间很小，而一群白发老人却红光满面的聚在这里。他们不需要交钱，午饭在这里和志愿者一起自己做，平时聚在一起唱歌、练健康操，还共同做一些刺绣剪纸艺术品。老人们在这里不仅重新焕发了精神，还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在山西省永济市的另一个乡村，她们的互助养老机构叫“不倒翁学堂”，老人们不但活到老学到老，还将自己知道的传统民谣谚语留下来，把传统手工艺教传下来，形成了村里开发手工艺产品的重要基础。而农村的“留守”妇女更是可以发挥出重要的力量。她们是家庭中重要的劳动力，是老人孩子的纽带，也是村庄生活重要的组织者。在山西和河南的乡村，我们看到，由农村妇女发起组织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组织、环境保护组织有很多。一方面，她们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文化的作用，通过一起跳舞唱歌，让妇女们从“家长里短”中走出来，以更自信的姿态参加村庄的事务。例如山西永济的蒲韩社区，她们就是从一起跳舞开始，逐渐推动村庄婆媳、邻里关系的改善，村庄卫生的改善等等工作。另一方面，她们可以有充分的耐心和细心去走家串户。都说“八卦”是女人的天赋。“留守妇女”相互之间经常聊一些东家长李家短的事情，会影响村庄中的家庭关系和谐。但是相反，如果在有效的正面引导之下，“长舌妇”可以改变为乡村公共服务建设的重要力量。“什么最好玩？”“泥巴！”这是我们在山西蒲韩社区的田间，和几位来参加乡村夏令营的城里孩子的对话。孩子们兴奋的给小树浇水、在沙堆上蹦跳。孩子是社会的未来，当留守老人和妇女的力量被重新发掘，村庄中的儿童教育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况。城里的孩子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奔跑在田埂上，度过一个不被补习班塞满的夏天，也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教育的可能性。留守在村庄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是乡村的有生力量。有人，就有心。有他们在，乡村就不会真的“空心”。(三)富饶的黄土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在我们与山西永济蒲韩社区的村民座谈时，他们先为我们演唱了这首歌。故乡是脚下这方土。瓜果飘香五谷丰登，来源于脚下这方土。有人说，现在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已经不像老辈人那么深了，很多农民已经不种地了。但是，在山西、河南、陕西我们走过的几个村庄，我们看到，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依旧深厚，无论他们是否在种地。因为，土地并不是只能用来耕种。土地，更是乡村生活的载体。在土地上，可以耕种、可以建房、可以居住、可以办厂、可以酿造、可以烹饪、可以游戏、可以养老、可以歌唱、可以旅游……在山西盐湖的村庄，我们看到，在清华大学建筑专家和本地农民建筑工作队的合作下，改良后的新型窑洞可以成为吸引城市居民的“私人定制”高级别墅。土房子焕发出新的光彩和价值。在山西永济的村庄，我们看到，村民与城市消费者一起开展“食在当地、食在当季”的城乡互助农业。生态化的种植，改良了土壤、保护了环境、提供了健康的食物，更让人们在耕种与收获的过程中理解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河南灵宝的村庄，我们看到，村民在村内舞台上表演着自编自演的大戏，倾盆大雨中乡亲们举着伞站着观看，无人退场。用本地方言唱的戏词，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村民自己懂，他们乐在其中。戏台上的演员都是本地村民，我一个也不认识，但是村民认识，他们在台下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喝彩。小剧种地方戏的唱腔，我一点也不熟悉，但是村民熟悉，这是流传在这片乡野上千百年的腔调，他们自己谱写修改又自己演奏。唱戏和听戏的人，不仅有老人，还有年轻人和孩子，这些来源于自己生活的艺术，总也不会过时。在陕西礼泉的袁家村，我们看到，如织的游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游客来品尝陕西的特色小吃、听台上的华阴老腔、看特色的关中风情……这一切都是源于这片黄土地上千百年积淀出的文化与生活。黄土地养人，黄土地养魂。在这片黄土地上，有连绵的青纱帐、金灿灿的向日葵、山岗上的青松劲柏，有一栋栋土房、一口口窑洞，有羊肉泡馍、羊血粉汤，有豫剧蒲剧老腔秦腔，有一代代朴实勤劳的老乡。所有这一切，是黄土地上的财富。在想办法吸引外部投资来开发、来扶贫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重新认识属于本乡本土的财富。通过尊重这些人、这片土的生活智慧和创造性，发现并发掘他们的价值，相信可以更高效、更低成本的振兴这古老富饶的乡土。最后，以我们此行路上曾经唱过的一首歌作为结尾，也感谢这片黄土地带给我的这个难忘的夏天。“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给我，留给你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杜洁，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助理研究员)八、何慧丽:穿越与跨界：灵宝来了一群学者2018年7月16日，即新世纪农历戊戌年六月，“在调研中发现中国”一队人刚到灵宝乡村，便有一股旋风随身刮来，地上生风，天上来云，转眼间就天地雨淋淋啦。等到学者们参观的差不多了，晚上的农民戏也看完了，雨就悄然而止啦。这真是不寻常的风和雨！风意味着不同气流的交锋、冲突和调适，雨意味着转化、融化和一体化的孕育与生成。灵宝在今夏委实干旱无雨了很久，感谢这好风好雨！新世纪的这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李彦岩博士、新加坡管理大学张谦副院长、清华大学常镪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研究员、北京大学张慧瑜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狄金华教授、重庆大学潘家恩主任、西南大学杜洁博士、张艺英博士，其研究领域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文学、建筑学。大家在灵宝，在这黄河金三角的豫陕晋地区，在我这个特殊队员的接应下，不小心穿越了一下，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史证打了个照面；跨界了一回，在调研中触摸到了当代中国的基础问题，并在其中找到了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位置！(一)一行人来到了函谷关，与2500年前以来的经史打了个照面7月16日上午，学者们最先在去函谷关的路上看见了流淌在宽阔河床上的弘农河，弘农河也即门水，被称为灵宝人的母亲河。接着，在函谷关景区里面，学者们瞻仰了高达28米的老子金身像，置身于镌刻在巨大石墙上的81章雄文——《道德经》文，参观了传说中老子在此撰写《道德经》的太初宫，参观了修建于唐朝的具有雄混包容气象的“大道院”，也登上了山势险恶、关道险窄之中的函谷关城楼体验了一把。图1 在老子金像前合影函关古道函谷关,鬼斧神工。在高峻的秦岭山与浩荡的黄河水之间，发源于小秦岭朱阳山的弘农河向东北蜿蜒流入黄河，在其入口处，大自然神奇地将衡岭高原切入了长达7公里余的一条东西向峡谷，因“峡深似函”故称为函谷。函谷关则始建于周康王时期，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早了几个世纪。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习惯依函谷关前的弘农河为界划分东西，后来这里就约定俗成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东西地理分界：弘农河以东为“山东”，“关外”，弘农河以西为“山西”、“关中”。看中国的农耕文明，离不开看周朝、汉朝、唐朝；看这三朝，则离不开大山大河天险之间的连接长安、洛阳两京的辽阔腹地——崤函古道上的风云变幻；而灵宝的函谷及其关口，就是崤函古道上的一段咽喉地带。一方面，秦岭山与黄河水相交相克所形成的函谷关，历来成为逐鹿中原或进取关中的兵家必争之地，有史记载的战争有30多次，每个王朝和每个时代都以此为保家卫国之关隘要冲，成为传统农耕社会所发展起来的文明巅峰——长安、洛阳两京的历史变迁见证；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有先哲老子在关长尹喜的挽留下在此留传下来的千古道源——强调“上善若水”“无为”“不争”的《道德经》。战争与和平相继，传统社会周期性的兴衰历史铺陈于此；阳刚与阴柔交合，中国正统的道家哲理亦凝固于此。函谷关，是记录着战争与和平交替演变的中国历史的地理化石，今之学者们，不由不心怀敬畏，而瞻仰之、追溯之、反思之。(二)一行人来到了小秦岭山脚下的村庄，与5500年前的黄帝文明甚至更远的原初社会打了个照面图2 5500年前的“灰坑”遗迹“中华第一宫殿”516平方米特大房基(西坡遗址)图3 砥石峪古会恢复纪念碑砥石峪的土窑洞中午，学者们在阳光山庄稍许休整了一下。下午，进入更为偏远的小秦岭山脚下的乡村。千万年来，小秦岭的高峻雄伟和黄河的奔流不息，形成了沟壑纵横、土壤肥沃的坡地、塬地和低洼地，加上这儿气候湿润、河流成网，小秦岭山脚下的诸多乡村，从远古以来就栖息和繁衍着大量的古代人类。当代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铸鼎原、西坡遗址等5500年前的文物遗迹所承载的文明信息，在这块1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山傍水排列着30多处从仰韶到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址”。灵宝文管所原所长姜志亮认为，“这里聚集了一群部族聚落的头面人物，有着规模恢宏做工考究的公益建筑设施，有着较为规范的行为准则和社会习俗……并且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分工的社会结构形制。”黄帝铸鼎原及附近的西坡遗址，已被列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1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六大遗址之首选。显然，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大型黄帝文化聚落群遗址，表明这曾经孕育了璀璨的古代文明。然而，日月行天，江河运地，随着岁月流逝，沧海桑田，5500年前的辉煌已经成为深埋在地下的废墟，以及地表上破碎的痕迹。今日之学者们，则恰巧地在今天下午触碰到了这些依稀可辨的远古遗迹啦！在下午的和风细雨中，学者们到访了焦村镇罗家村的砥石峪一带。大家路过一片由多个石条和土坯砖瓦片堆成的砥神庙遗址，紧接着又走了几十米，站在一个至少5500年前的“灰坑”跟前，听我复述了当地人的一套说法：罗家村的砥石硲之名，起于上古纪的新石器时代的父系社会之前。那时候人们依堐傍峪而居，住在半穴式的窑洞里，先是渔猎为生，然后是采集野果、种子、根茎，并逐渐学会植物种植和动物饲养。他们使用的工具，就是在砥石峪磨打制成的石矛、石刀、石弹丸，还有石铲、石斧、石镰……所谓的刀耕火种时期，砥石硲就是见证。“砥”，就是“在巨石上磨砺”的意思。在西坡遗址群的范围里，每一两公里就会有个深浅不一的沟，只是砥石峪入口处最险、石头最多，这儿是先人用来制造工具的最好地方！上古时候，先人们在这里“叮叮铛铛”打磨石头的声音此起彼伏，令人向往！砥石峪作为一个制造工具、方便生产的地方，也是人们聚会交易的地方，它对先人的生活极其重要，于是人们就尊此地此沟为神，也每年都挑好日子在砥石峪里扎戏台唱戏，筑砥神庙来敬神，这就是“砥神庙”、砥石峪庙会的来历！而罗家的“罗”字繁体写法是“羅”，最早的意思是“天之四维”，罗家村人硬说小秦岭娘娘山的娘娘，是从这儿上山的。其实，这个“娘娘山”之名，可推断是人类社会早期，母系氏族时期的头领指山而称的吧！学者们在参观“兼善堂”时，也注意到了所在村庄“巴娄”名称由来的上古史痕。当地人说，“巴娄”村涵义有二：一是南方的蚩尤部落来归顺黄帝部落，黄帝部落给他们赐予的地方，而其中巴姓、娄姓居多，因此叫“巴娄”村；另一是远古时的匠人在此村刻了八个敬神的石楼，供着八方神仙，“巴娄”即“八楼”之意。先人们能用石头制作精美的用于供奉八方神灵的石器——楼龛，可见原初社会被称为新旧石器时代的道理。由此推断巴娄村曾有可能是陈列过新石器时代最精美作品的村子了。村民说这儿有史以来每30～40年就会有一次特大山洪水爆发，洪水卷着比一间房子还要大的多巨石奔腾而下、布满河川。我想起爷爷、父亲都会打磨石头，某种程度上，我们这儿的男人几乎人人都是石匠！小时候见过家家户户用来洗衣或喂养家禽家畜的石槽、石盆，村里还有石凳、石碾子、上马石、石猴等物品。我们何家三爷还用一块大石头劈成小方子石，造成了一个并排的三间石窑。无论如何，5000年前的文明，曾在这儿诞生过！娘娘山罗家村砥石峪巴娄村，应都是新旧石器时代留下的古老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总之，来自上古历史深处所透露的信息，具有证明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文化自信价值，仍然亟待深入发掘。(三)在灵宝，与当代的乡村建设有一个跨界的约会灵宝这个地方，以前曾用过别的美妙的名字——豫州、桃林塞、弘农郡，“灵宝”一名为唐玄宗所赐。在唐玄宗开元末年——公元741年，因为在函谷关发现了灵符而赐名为“灵宝”，唐玄宗甚至为此还在742年改了国号为“天宝”元年，天宝年号持续了15年。“灵宝”二字，包含有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精神”与“物质”二元完美和合、共生共荣的涵义。现代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其实也就是在“灵”和“宝”上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世界层面的。中国作为世界上古文明惟一没有中断的国家，近现代百年来又实现了现代化，现在又面临着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复兴使命。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内容，就是守护我们的乡村和地域文化，因为它里面有着千万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就灵宝来看，这种文化，就表现在过节庙会唱大戏等老百姓的生活日常和风俗里，表现在娘娘山函谷关砥石峪罗家村巴娄村等地理变迁与地名的涵义里，表现在老子《道德经》等历代文人们所写的文章哲理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中国”，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游学在高山大河里、在乡野社会中触摸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之根，这条根里有人活着的初心在，有尊重自然、促进社会团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子在。现在，大家发现，从这个根基上正在不断生长出似乎可以解决因现代化而遭致的环境、经济、社会问题的经验出来，也许这样的经验就会为全国性的、世界性的经验模式。图4 在弘农书院参观观看蒲剧《弘农儿女》学者们普遍认为，从这里看到了“以乡村为视角，以文化为中心”的，试图解决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的努力——一个公益组织——弘农书院，试图把老子的“道法自然”、孔子的“积极入世”、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三者融合起来；试图把大学生人文教育、农民生计教育、小孩子三亲教育有机统筹起来。在这里，有以激发人的真实需要、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追求等方式，对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进行矫正的尝试；在农民群体中，作为传承者的老人、撑起了大半个天的妇女、逐渐发挥新生力量的返乡青年群体，三者之间，也包括家庭、村庄和社会关系之间，似乎都有了和谐的影子，一群从内心转变和三观改变出发的弘农人，主动地担当起了乡村主体的角色。有教授和博士们发现：在“党政主导、农民主体、专家辅助”的动员模式中，自己是以小学生的求学身份出现的，因为在参与书院事务、农民合作社建设和村庄文化社会建设中，愈来愈觉得“农民能听懂的话语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知识”，学者们应该从被包装的异化知识中、从“学术的悬浮”中走到真实的地面上来，诚如周立教授感叹道：“有真光耀耀其上，有行者躬耕其中，有隐者默祷其下，有学者往来求索，物华而天宝，是为有灵宝地”。也有反思道：知识分子能否在参与基层建设之中、在促进农民生活出彩之中，给自己的调研赋予一个意义，从而推动理论生产？并其人生意义有一种积极的思考？图5 北伊利诺伊大学的林海英教授在函谷关楼上领略《道德经》文化来自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的林海英教授，一位柔美的国际范女学者，热血沸腾地谈道：在灵宝这个豫陕晋的跨界之地，“政府主导、农民主角、社会参与”的综合乡建现象已经初露端倪；农民们把跨界的民生、供销、金融合作结合在一起；把养老敬老、经济合作与乡土文化又结合在一起；高级研讨会又是以歌声、戏剧、诗朗诵为点缀甚至升华……这里的女性，从弘农书院樊少欢、刘巧珍等干事，到弘农合作联社武艳霞、张雪勤等理事，再到焦村镇杨娟书记、灵宝市委统战部徐红梅部长、市委张华副书记，这些巾帼英雄们真不了起！她们是“柔弱”的，有着爱意的，能“将心比心”地替对方考虑的，代表了真实生活中的《道德经》文化。现实中日趋碎片的社会一定会被织成“灿烂的锦缎”，因为道家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包容和跨界！7月18日早上，“穿越”“跨界”的学者们已经踏上了下一征程。衡岭高塬上冉冉升起的红太阳又开启了炎热的一天。前天晚上地上所积的雨水和湿气，正被蒸发成丝丝热气，弥漫在秦岭之南、黄河之滨、弘农之涧的沟塬上空。在黄河金三角的豫陕晋的跨界地域，大地是那样的清廓而素雅，天空又是那样的开阔而深远，这一切都使人感到精神抖擞、生机无限。(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九、林海英:温柔的力量水，潺潺流动，汇成大海，经久不息。其温柔坚韧的秉性，让老子不禁在《道德经》上为这种温柔的力量写上浓浓一笔：“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我这次在参观函谷关——老子当年写《道德经》处，及周边的浦韩和灵宝两个美丽的乡村时，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温柔的力量。在这人杰地灵之土地上，活跃着一群温润如水的乡村女合作社社长社员：蒲晗社区的郑冰、薛丽娜、园春、盼盼，和灵宝弘农书院的何慧丽、欢欢、珍珍等等，不能一一列数。冲在乡村合作社第一线的全是这清一色的娘子军。没有建立乡村合作社之前，她们就是留守村里的三八六一部队(男人大都到城里打工)，柔弱，卑微，被人遗忘。如今，合作之光让她们一个个脸上洋溢着骄傲和自信。她们从组织广场舞开始，把村里的人气重新聚起来。进而又组织乡村培训和各种文化活动，编排歌舞，编排孝亲文化地方戏。利用集体的力量，发展壮大有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一片欣欣向荣。同时，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蒲韩的垃圾收费。按理说，每家分摊一块钱垃圾回收费，从效率起见，通常会一次性收齐一年费用，省事儿。不成想，蒲晗的娘子军团队却是每月一次到社员家里收那一块钱垃圾费。不为别的，只为有机会敞开心跟社员唠唠嗑，聊个家常里短，增进感情。水滴石穿，那心回肠转的耐心和韧性，不就是水的力量吗？温柔的力量，是领导能力中一个重要的支柱。我在浦韩(郑冰)和灵宝(慧丽)合作社的带头人身上都看到了这种智慧。她们谦虚、灵活、团结、合作、坚忍不拔、能屈能伸，身上透着一股亲和力，适应力，和灵活性。其中，郑冰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自然，有智慧，有人格魅力，且坚韧不拔的领导人。温柔的力量在她身上的体现是安静，内敛，达观，处变不惊，能屈能伸。向她这样温柔的领导人大多有三种自然的倾向：满足感、保持友好关系和愉快工作气氛的能力，以及情绪管理的智慧。每次受邀去演讲或参加培训，郑冰社长总会带着她娘子军团队。她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永远不把聚光灯只照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这不就是水的力量吗？谦虚，从不沉溺于高处，总是往低处走；团结包容，汇成滔滔大江共赴一个目标。谦虚是一个奇妙的性格特征，让我们不会自欺欺人，不把精力浪费在自恋式的自我推销上。谦逊是一种无声的自信和力量，她让我们不易引起别人的批评和嫉妒，只需做最好的自己。当一个人没有过度炫耀推销自己时，她的个性就更容易被与她交往的人接纳认可。她也就更容易获得公信力，获得她人的忠诚。一个有魅力领导人身上的温柔的力量同时能够激发他人的潜能，其他娘子军也会被激励着去学她的样式。相反，有些村庄效仿浦韩合作社但都不成功。关键一环就是领导人的素养和领导方式——她们有没有放下自我的光环。在此，我特别喜欢进化学习中心在“繁荣个人和组织的进化飞跃”书中的两句话：“领导的作用是为了创造更多的领导者，而不是更多的追随者”。“一个本着自己内心去领导他人的人，更能激发信任，从而可以团结人心，扭转困境”。图1 温柔的力量：郑冰郑冰真诚地把感情和智慧投资于组织的构建和健康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维系中。她让我很好地理解了归属感和爱在蒲韩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社区改变的关键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指挥和控制领导方式，充满温柔仁慈心的方式(比如激励和信任)更能够增强社员的自觉性并激发她们的潜力。这种仁慈，是自己对自己的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在社会交往方面，充分地给予对方体面和尊重，这是一种艺术，是世界上许多文化和传统都很重视的礼仪。激励社员做最好的自己，彼此平等，这种平等感中蕴藏的尊重，是建立信任、提升对方信心水平和在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真正合作的先决条件。这种力量是产生向心力，是凝聚人心的。信任感能够克服离心力、克服族群或文化分裂、营造持久的关系。这种温柔的力量与孔子儒家學說里的「仁」(爱人)是交相辉映的。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当下有很多组织内部的信任度很低。可喜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获得领导地位。据统计，在美国获得法律和会计大学文凭的，有60%是女性，70%的创业者是女性。为什么？女性普遍有较高的情商、沟通能力、更善于打造人际关系脉络和营造舒适的关爱环境。女性的新型领导，能够帮助创造我们需要的社区类型、改变我们的组织、创造新的文化、解放人类的创造力，使得人们能够开发出更高的潜能。温柔的力量除了展示在卓越的领导力上，同时也教会我们如何克服了个人主义的狭隘意识，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古人把心脏作为掌管道教“阴阳”里的“阴”的主要器官，主管我们的主观动机和内心欲望，显明我们最终的需要和目的是什么。借着“阴”(温柔)的力量，焦虑浮躁的我们是否可以静下来反省审视自己？为他人着想，拓宽爱的边界，从内心出发，激发信任，增强团队凝聚力，而不是活在自我的纤跘中。这种柔和耐心里带着的智慧。让我们遇事不急，不生气，不冲动，不凭一时之气匆匆忙忙作决定。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珍惜和培育自己身上这种温柔的力量，深化和拓展我们的他人意识。浦韩和灵宝社区的成功之处展示在其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通过各种沟通方式(例如说服、润滑公共关系、会议交流、歌唱， 讲故事，演戏剧，冲突管理和调解)，浦韩和灵宝社区打造出了一个高效的互动平台。在灵宝，欢欢和珍珍在为婆婆洗脚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突破，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性。她们不再单单看到自己的辛苦，同时设身处地移情审视，也看到婆婆的艰辛和付出，从而温柔相待。这种放空后又填满的过程，使得她们的心灵得到愈合和救赎，进而迸发出新的能量和潜力。她们的集体智慧创造出了巧妙的相处之道。社员间慢慢学会建立移情倾听——敞开心扉，看着对方的眼睛，建立情感连接。在相互尊重的舒适氛围中，大家彼此自由地交换想法，享受着相互间的信任。聚会前后的诗歌吟唱更是加深了彼此情感的温度。这就是温柔的力量，温和和善的相处方式。图2 灵宝何慧丽的孝亲文化地方戏当社区内的个体行动者，从自我视角转向将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态系统视角，他(她)就会更多地关注集体利益，而不再是只追求个人利益。不是简单地追求效益最大化。这一觉悟能够带来集体意识，进而使得集体行动变为自觉行动，这样的社区将不再是一个装满利弊平衡和交易算计的社区，而是最终在集体发展和个人自由， 利润与公平之间达成一种平衡。通过温柔的力量把真诚的大家凝聚起来，共同追求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就是菲尔普斯认为的“美好生活”。仅仅是永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和物质消费是不能获得美好生活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冒险、创业、创新和奋进来获得。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对自我实现等更为内在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有重要意义，但是经济学家经常忽视这一点， 除了创新精神和自我中心，人民往往还需要集体归属感， 这就是浦韩和灵宝创立社区的重要意义。 这些具有温柔力量的领导人是了解社会生态系统的行动者。她们了解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视社会 (社区) 关系的营造和生态系统的建设，同时在社区的行动中加强人际关系，很好地嵌入当地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以此建立起的社区就有水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林海英,海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国际旅游学院教授)十、李彦岩:生猛美味的袁家村果真，闻名不如见面。我们“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人，行至袁家村，所见，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跟随王村长漫步在村子里，十条古色古香又风格迥异的巷子，传统与现代交融，像是铺开了一幅摩登的关中风情画卷，让人沉醉。最吸引大家的，还是地道又放心的袁家村美食，看着路两边，一街吃遍关中，每家都不重样：驴拉着磨研着红彤彤的辣子、青花瓷碗里白嫩嫩的豆花、金灿灿的脆香大麻花、清爽劲道的凉皮、自制的醇香酸奶和女儿红，让人垂涎！边走边听王村长介绍，这个只有62户286人、占地仅500亩的袁家村，去年(2017年)的总收入是4.2亿元，纯利润1个亿，村集体收入2000万元，并吸引了来自全球的3000名创客成为袁家村的“新村民”，这个没有名山大川、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传统产业的“三无”村庄袁家村，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让人惊艳。图1 人头攒动的袁家村袁家村是中国众多“三无”村庄的一个缩影，从全国范围看，“三无”村庄占据了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这些村庄往往变成了人口大量外流、破败凋零的空心村，而袁家村则生猛地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路子。当下，全国都在推动乡村振兴，但对于诸多“三无”村庄，振兴什么？靠谁振兴？怎么振兴？或许，在袁家村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那其间闪烁的智慧和关键节点，能告诉我们一些答案。让“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的烂包袁家村出现一丝转机的，是一个叫郭裕禄的人，是他，带领袁家村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20世纪70年代，郭裕禄作为袁家村的书记，他重视农业生产技术，通过打井、积肥、育良种实现了粮食大丰收，让袁家村告别了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带领村民发展村办企业(如水泥厂、预制板厂等)，壮大集体经济，让袁家村成为了著名的“富裕村”；不过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调整产业政策，淘汰了高污染高耗能的村办小企业，袁家村开始走下坡路，进入21世纪，袁家村已经沦成了一个空心村。饮冰十年，不凉热血。2007年，袁家村开始了二次创业，郭占武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和创业带头人，带领党支部和62户村民，继续父亲郭裕禄的事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面对困境，何去何从？这考验着党支部的战略眼光和领导能力，紧要关头，党支部反复地琢磨和思考，甚至愿意拿出20万来向社会买“点子”。图2 袁家村现任书记郭占武(左一)最终，破局之处，是食品安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社会的危机，但在袁家村党支部眼中，危机背后是蕴含着商机的，如何抓住这个商机？“农民捍卫食品安全”成为了全体袁家村人的信念，信念得以落地的本质，是依靠“三律”平衡，分别是自律、他律和神律。自律体现为村民自己主动公示和承诺食物原料和制作过程，并严格遵行，只有自家吃的东西，才能卖给消费者，没有人会给自己吃不安全的食物。他律则是袁家村党支部对食品安全近乎“严苛”的考量：为保证食材新鲜，小吃店不许摆放冰箱；麻花炸了三锅，必须重新换油；一旦发现餐具不消毒，停业三天；若是擅自采购外面的食物原料，会被立即取消经营资格。神律的表现，是十分生猛的，每家小吃店门口都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如果做不到食品安全的承诺，愿意让子孙受穷/全家当乞丐/降祸后代”之类的牌子，让祖先和神明来监督自己，虎毒不食子，没有人会拿后代的幸福开玩笑，虽然看起来是野路子，但不失为奇招。图3 袁家村村民的“野路子”——发毒誓自此，袁家村以食品安全为抓手来吸引人气，从办农家乐、建小吃街，到成立作坊、合作社，再到招商引资、进城出省，袁家村的乡村旅游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操办的风生水起，村民富起来了，袁家村火起来了。不过在笔者看来，随着袁家村食品产业越做越大，本村的食物原料和小作坊式的加工方法，必然不能满足需求，例如，袁家村的酸奶消费额是平均10万元/天，这必然不是自家院子里养几头牛就能够满足的，靠野路子“打江山”是可以的，“坐江山”还是要引入正规军(各类食品安全质量体系)，产业扩大后必然在一些环节是标准化的，但如何在标准化之外保持特色，是袁家村需要考虑的。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终，袁家村的关键决策都是由党支部提出方案，全体村民共同讨论表决，村集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都是全体村民手中，即使面临外来投资商的巨大诱惑，袁家村从来没有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上让步过。村集体的土地是合在一起开发使用的，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会平分给每家每户，清晰可量化，时刻公示，兼顾效率和公平。同时，为了处理好外来商户、创客和本村村民的关系，平抑彼此间贫富差距过大，袁家村成立了农民夜校、各类协会(如小吃协会、文创协会、客栈协会等)和合作社，农民夜校是大家提高业务水平、促进精神层面自省和成长的地方，协会能够发挥沟通、联络、合作的作用，合作社则是通过入股和分红来缩小彼此间收入差距(即你赚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图4 “在乡村发现中国团队”与袁家村团队合影回想袁家村的二次创业，12年来，依靠安全食品，硬是闯出了一条逆袭之路，生猛美味。在这里，这种吃什么、怎么吃的看似浅显，罩得住外来创客的凌云志，拎得起本地村民的养家计，承载得了袁家村壮大集体经济的梦想，飞扬着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历史和小村庄的万丈光芒！(李彦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十一、潘家恩:延安与乡建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且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然而很多时候却被二元对立起来，内在联系被切断，两者同样都需避免简单化处理。以乡土为底色的中国革命直接面对着小农经济与传统村社结构，为了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建设，必须通过组织动员，逐步改变高度分散的社会结构，在“去乡土化”中提升国家能力以完成工业化所必须的原始积累。与此同时，其仍然需要回到基本国情，在“再乡土化”中充分发掘农民主体性与创造性，夯实乡村革命的社会基础。一提起延安，大家很容易联系起革命，而乡建似乎等同于改良，是革命的对立物，很少有人会将之与革命象征的延安联系起来。可实际上，延安与乡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就在80年前，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与毛泽东就在延安窑洞中进行过连续六天的深度对话。赴延安时，梁漱溟不仅带着他那本基于多年思考与实践而成的《乡村建设理论》，同时还带着一直横亘于心的“铁钩与豆腐”命题，该思考源自1929年他北上游历，参观江苏、河北、山西等地的乡村运动后所提出的形象比喻：“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作为一个曾亲历过辛亥革命与军阀政治的局内人，其对政府军队等外部强力主体进入乡村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着清醒与警惕，也正因如此，他才亲自走向民间，尝试实践一种有别于“铁钩”的社会实践，然而在现实中，却面对着“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农民运动却农民不动”这两个著名的难题与尴尬。图1 1929年2月，梁漱溟考察山西村政时合影图2 1938年1月，梁漱溟赴延安与毛泽东会谈图3 梁漱溟在延安访问时送给毛泽东的著作，该书1937年由邹平乡村书店出版，以“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为副标题而就在梁漱溟和毛泽东“窑洞对”的发生地延安，经过大革命失败和艰苦卓绝的长征之后，其既是“落脚点”和“出发点”，更是“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需面对如何在恶劣的外部环境和边陲地带拓展出必要的生存空间，进而谋求更大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外部主体和现代政党，到了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黄土高原，如何直面乡土中国、小农经济和资源禀赋差等国情现实，并将乡土及小农转化为“革命/建设”的独特资源与内在力量？既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巨大难题，也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关键之处。在延安简陋的窑洞里，当时(1)之所以为“当时”，是因为毛泽东除强调中国革命的普遍性，也强调其特殊性，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山沟沟里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此处只是论辩语境下的相对而言。强调普遍性的毛泽东和强调特殊性的梁漱溟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然而却彼此尊重且求同存异。正因如此，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有了结合起来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本文希望通过发掘延安经验的丰富内涵，透过延安与乡建共性与张力的讨论，既推动对乡村建设的新理解，也促进对发生在二十世纪这场既有着国际共运背景，也有着十分突出的本土特征与乡土特质，虽由知识精英发起并以城市为初期中心，最后却以“农村包围城市”为高潮与主要力量源泉(2)潘家恩.重思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J].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新的认识。一在中国发现历史，在乡村发现中国。2018年7月9—21日，为了打破日益分割的学科壁垒，打通历史和当代、宏观与微观，来自不同地域、高校和专业的十二名学者共同组织了“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联合调研组，7月19日，调研组历经三省七地后，到达终点站延安。初到延安，虽然经过多年的退耕还林，比起老照片中的“圣地”延安已经多了不少绿色，然而相对于八百里秦川的丰裕，却仍然掩饰不了土地的贫瘠和资源的匮乏。经过80多年的发展，延安现在已是20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且有着令人羡慕的石油资源，然而当时却是人烟稀少和落后偏僻的边陲之地，要想以此支撑起能够夺取革命胜利的正规军队与现代政府，难度可想而知。但这却是当年红军所面对的基本现实，也是中国革命要完成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所面对诸多限制的某种缩影。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全国范围内的外部环境正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全面侵华而发生着剧烈变化，内部环境则因白银危机的爆发和保甲制的强制推行而导致“三农”受剥夺程度进一步加剧。八十年前的延安乡村建设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展开的(3)关于延安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详见《延安乡村建设资料》(四卷)(孙晓忠、高明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该书以乡村建设为角度，收录包括合作社、教育、医药卫生、乡村文艺、群众剧运、秧歌改造、司法、妇女问题、新式家庭、改造二流子、水利建设、破除迷信等多方面内容。。为了破解中共在延安可能面对的“政权内卷化”危机(高明，《不激进的革命——延安乡村建设再理解》，《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克服迅速到来的严重财政困难，同时实现更广泛的革命与建设动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延安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亦兵亦农，化消费者为生产者，开人民军队屯垦之先河，从1942年到1944年共开荒200万亩，其中1943年产粮184万石，除去总消耗162万石，余22万石。既突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各种建设提供了必须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组织起来”，充分调动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各种力量，以细致耐心的工作态度和高明深入的工作方法来完成“细腻革命”(张炼红，《生活世界和妇女解放》，《热风学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期)。与此同时，通过对“二流子”等群体的改造，努力推动“劣绅驱逐良绅”现象的逆向转化。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再结合以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进而构建出强大的建设主体，让革命融入乡土社会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图4 《延安乡村建设资料》(四卷，孙晓忠、高明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图5 延安“大生产运动”积极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在陕北种上了水稻图6 延安妇女纺织合作社如此建设，当然不是一般的建设，其在融合乡土后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从这个角度看当时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原则，其不仅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还事实上产生着调动本土建设力量并让外来主体接受“在地化”改造的效果；与之相应的“精兵简政”政策，不仅可以减轻民众负担并提高行政效率，还有助于避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两者都在内在着“改造政权”，让外部主体和乡土社会更好地融合，探索一种低成本的乡村治理方式。图7 梁漱溟所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实验县实施合署办公，降低治理成本图8 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合影，前排左3为开明绅士李鼎铭除了“政权建立”和“政权改造”齐头并进，“融入乡村”和“改造乡村”也同步进行并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延安的秧歌改造既延续传统秧歌的草根性和乡土性，也努力去除其中的色情等积弊。为了发展教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拨出全部经费的20%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到1940年，边区先后创办1341所小学和7所中等学校。但这些教育都不是重复以“去乡土化”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而是强调教育与生产的结合，并以识字班、夜校、冬学、读报组等形式的社会教育为重要载体(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集萃》，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为了进一步让知识分子和农民更好地实现双向融合，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强调了文艺工作者需要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明确了文艺工作的新方向，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有利的社会氛围与实践自觉，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总结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并在各层面上进行贯彻发扬。图9 延安清凉山卫生所大夫出诊受到农民欢迎(1943年)图10 延安文化沟广场演出秧歌场景(1943年)回到前文所述梁漱溟那个“铁钩”与“豆腐”比喻，延安乡村建设的成功之处：一方面通过“翻身翻心”和“组织起来”让弱势分散的“豆腐”“豆干化”，形成主体与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政权和外来主体的自我改造，让“铁钩”融化成带有保护性质的“托盘”。在不断的实践中，以上两方面同步进行且互为保障，有效挑战了现代政权难以对接分散小农，乡土社会又无法承担过高治理成本的普遍难题。当然，也因延安实践自持政权，突破了民间乡村建设实践的能力边界，从而取得更大的成效。二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成功获得政权。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通过土地革命对乡土社会进行全面的组织化改造，这虽然让“乡建派”知识分子们的乡村建设行为萎缩，却由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而使得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的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推广、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大众文艺、水利建设、互助合作，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图11 农民交售公粮，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河南辉县，1975年)就在中共中央搬离延安二十年后，2.8万名北京知青陆续到延安插队落户，是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一庞大的外来群体。这一遍布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除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外，其实还联系着重要的经济背景。根据温铁军的分析，在1980年之前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中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外资投入，带来了四次大规模危机。GDP增长、经济支出、财政盈余都纷纷下降到零值线以下，危机爆发造成几千万失业，重大成本转移给社会。于是中国有了第一次政府动员上千万城市青年去农村的“上山下乡”运动，以这种成规模的劳动力集中投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图12 延安地区北京知青建设新农村统计(资料来源：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图13 延安知青创办的广播站，第一次将广播引入农村图14 延安地区富县钳二公社北京知青在做玉米发芽实验在如此艰难却影响深远，以“自我剥夺”完成原始积累为特征的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相比于城市和工业来说，“三农”无疑承担着更大的成本和代价。曾经的革命摇篮在几十年后依然贫困，也正是这让1973年陪外宾来延安的周恩来总理热泪滚滚；另一方面，除了经济上通过工农剪刀差以“汲取”资源用于工业化的无奈之举外，社会主义国家也对“三农”进行着不同层面上的“回馈”，尝试对原来以城市为导向的文化教育、社会建设等进行着方向性改变。我们可以在如此背景下重新认识延安第二波外来力量所参与推动的乡村建设，“到乡村接受再教育”和“建设乡村”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且同步进行的。随着大规模知青的下乡并参与劳动，大批消费者重新成为了生产者，既释放了危机状况下十分突出的财政压力，同时知青们通过担任农业技术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弥补了乡土社会的短板和不足，成为一股稀缺且关键的建设性力量。例如，1969年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插队的北京知青孙立哲，当他看到陕北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后，刻苦自学，大胆探索，成为一名出色的赤脚医生，并于1970年创办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十年间该医疗站成功完成大小手术3000余例，治疗28万人次，不仅缓解了当地乡村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还有力挑战了以都市为导向的现代卫生制度。更多知青则利用延安的简易窑洞，办起了各种“窑洞小学”，方便乡村儿童入学。到1975年9月，延安地区在校学生达到33.9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由“文革”前的65%上升到97.1%。图15 北京知青孙立哲创办的延川县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当然，我不是要将这种让千万家庭天各一方的行为浪漫化，只是希望能历史化的进行理解，并思考其对国家和参与者的深远影响。正因为他们直接到达了最基层的乡村，或主动或被动地跨越了巨大的城乡鸿沟，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另一种真实。正如有位知青所说：“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实际上，这种因“再乡土化”而对原来“去乡土化”所产生固有认识的突破，与民国期间乡村建设先驱者们所经历的刺激和反思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正如晏阳初在总结自己下乡后的改变：“其一是学会了评价农民。我们发现农民所缺少的不是头脑，而是机会。于是我们发现了所谓‘苦力’的巨大力量。另外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吃惊，那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分子的无知，并且受到了我们自己农民的教育。”(《关于乡村改造运动的总结》，《晏阳初全集》(第2卷)，宋恩荣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图16 延安大学学生在识字班教妇女识字(1940年代)图17 延安知青创办的窑洞小学图18 陕甘宁边区妇女社会教育统计表(资料来源：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纪念馆)这种对乡土中国的重新发现，既属于那个时代“下乡”的城市青年，也属于数量上更加庞大的“回乡”农村青年。正如我们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参观时映入眼帘的那段话“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在新的坐标下，乡土不再只是贫困落后的象征，同时也孕育着改变的力量与新的可能。为了让这种可能成为可能，知青们需要克服“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它既是对共和国同龄人的历练考验，更是那个特殊时代中城乡融合与区隔打破的沉重要求。三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如果说1949年之前在延安发生的乡村改造实践可以理解为“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4)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56页)，其中大量实践不是以“乡村建设”为直接名称，呈现出“群体性”和“多样化”特点。而在笔者近期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中，纳入了包括清末张謇等在内的相关实践，这些都内在体现着“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那么1949年之后包括广大知青参与的建设实践，则可以理解为国家建设背景下“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之所以说是“乡村建设”，不仅因为它们都涉及乡村和建设，更因为它们本来就与“乡村建设”有着共通的内涵。在面对问题和最终目标上，真正的乡村建设既不是“就事论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是“随心所欲”的简单建设，而是对外部剧烈变化环境的把握和各种限制下的突围，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各种可能性的探索。比如，“城二代”梁漱溟之所以离开舒适的象牙塔，来到泥巴墙并将之作为所知所行的落脚点，那是因为其困扰且不甘于“旧的破坏了，新的却没有建立”、“东不成、西不就”的可怕真空。与此相似，延安实践所要做的“不仅要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还要克服俄国十月革命对乡村的处理方式；并回答中国前几代知识分子的难题。”(孙晓忠，《延安乡村建设资料》序，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在实践内容和工作方式上，一方面，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都根据各自条件，最大限度地利用旧组织发育新组织，努力实现内外融合和上下互动，虽然在乡村秩序普遍破坏的背景下重建乡村秩序是目标，但对村社传统的尊重和乡土社会的自觉却是前提。两者的角度与分寸不同，但都可以理解为在普遍“去乡土化”的大环境下，以各种方式“再乡土化”的努力；另一方面，无论是因“遭遇”乡土而进行调整的乡建派知识分子，还是以延安为空间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中国共产党，都内涵着“改造乡土”与“自我改造”的双重性，在建设实践中都有着“外来知识分子”和“在地农民”的双主体，两者彼此结合和相互改造的程度，常常决定最终成效。图19 部分都市知识分子初到河北省定县乡村(1930年)图20 农家炕上的下乡干部(山西平顺，1957年)无论乡村建设还是乡村革命，都尝试直面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在经济上让长期外流的资源回流乡土；在社会上重建有利于乡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秩序；在文化上重新发掘乡土价值与农民力量，以此打开进一步的实践空间与多元可能，也即建设和创造新世界。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指出：梁漱溟所探索的乡村建设与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了一根绳子般的协调。从各种战争间隙的地方建设，到建国后包括以“上山下乡”为“另类”形式所进行的资源回流与乡村建设，这些虽然不是“乡建派”发起的行为，也常被“乡村革命”或“国家建设”所覆盖/遮蔽。然而，正因如此，实际上恰好突显了乡村在中国的特殊意义，也给我们思考真实的中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与窗口。总之，从宏观的革命与文明视角看，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以乡土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既有张力也有统一。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剧烈转型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乡村破坏”与“三农”问题，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乡土重建”为双重定位的广义乡村建设，其不仅是对“破坏”的“回应”，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自下而上的一种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还是基于对“老中国”的再认识及对平民、知识、知识分子及中国在现代世界之处境的自觉表现。因此，我们需要以充分的乡土自觉和国情意识，结合更为多样且具体的历史经验，将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同时放置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现代中国内外环境变化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理解。本文尝试以乡村建设为视野重新看待延安经验，发掘革命所内涵的建设因子和建设诉求，呈现乡村革命的另一种面向，同时推动对20世纪中国之复杂性的再认识。如果说广义乡村建设是乡村革命的目标和内面，那么广义乡村革命则是乡村建设得以真正开展并可持续下去的条件和保障。在回归乡土脉络的过程中，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相互融合且彼此影响，两者都不应该是自足和封闭的，都需要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进行开放性理解，进而发掘其中互相补充、融合和印证的方面。我们既应该从乡村革命的成功反思乡村建设的局限与困境，也应该从乡村建设的草根性反观后来革命中的偏颇与漂浮，同时努力拼接更为完整饱满的中国革命，挖掘那些在革命浪潮中被排斥和边缘化但实际上同样重要的建设性经验。(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网址: http://zgxcfx.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52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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