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98年“锵锵三人行”开播的时候，我们萌发一个中国农村跨学科巡游的“三人行”主意。无奈，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延宕至今，发现欠缺的，只是一个决心。决心一下，应者云集。三人已是不足，遂有九人行也！
中国发展经验，无疑是独特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乡土中国，已然转变为城乡中国的基本格局，让我们更需要在乡村发现中国。单一学科和单一视角，如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终是井口那一片天。然一隅之得，亦可成就众人之识。多学科多视角的跨学科调研与对话，成为我们在乡村中重新发现中国，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规律的共识。早萌的春芽儿，期待在夏日调研中，绽放一树繁花。
联合调研组于2018年7月10—20日在晋豫陕三省七个县区进行调研并于9月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总结交流会，取得良好效果。2019年8月，我们如约再出发！
一、周立：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但人是能动主体。一方人不仅被动地接受一方水土的滋养，还能主动地造就一方水土。
此次“在乡村发现中国”西南行，去了三省市八地区，到处能听到一方人在一方乡村做事，最终造就一方水土的故事，到处能看到一群群有担当的人，在一方水土上不断耕耘，最终改变了乡村衰落面貌的景象。
(一)西南三省市行程
在第一站重庆的北碚和璧山，我们看到潘家恩等重庆乡村建设同仁，以极大的热忱，促成了在西南大学和重庆市北碚区推动百年乡建的各种展览和历史资源发掘，看到了璧山档案馆同仁，把80年前的华西试验区及兴隆场，以一张张史料档案展示在我们面前，也看到晏阳初老先生领导的华西实验区工作团队，用目前我们依然望尘莫及的工作热诚和科学方法，记录下一幕幕1940年代的川东百姓生活片段，以及百岁老人伊莎白女士笔下兴隆场的死而复生。相关的讨论，可见潘家恩博士的文字《走进乡建北碚》，以及狄金华贯穿全程思考的文字《西南乡村发展中的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
在第二站贵州的遵义和湄潭，看到遵义会议时红军队伍“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转折担当，以及领导权的重要性，更加看到一大群湄潭农村改革试验人员，和七个村调研中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企业家的责任担当，以致湄潭试验的经验三进中央文件。最近的“四确五定促三变”的改革经验，更加有可能成为小岗村40年前大包干那样的划时代标志。这些记录，可见张聪先生《从海归视角看乡建与新移民》的部分记录，以及李彦岩等人的后续记述。
在第三站云南的丽江、大理，以及之后我们夫妇参访的楚雄和昆明，更看到一大批扎根多彩云南，改变乡村面貌的人士，如在丽江老君山傈僳族地区做村寨银行等多个环保项目的邓仪老师领导的健康与环境项目(H&E)团队，在丽江金沙江流域4个山地村落推动传统种子和知识保护利用的“农民种子网络”团队，在大理经营文化旅游的五对夫妇(喜林苑客栈的美国人林登夫妇、己已巳客栈的川美艺术家田飞夫妇、四十英尺民宿中年换道的陈真王丹夫妇、朴实无华亲子游学的北京教师侯侯悠悠夫妇，喜洲蓝续的大学生返乡青年张斌张翰敏夫妇)，他们作为老外大理人、新大理人、老大理人，一同合作成就大事。王松良教授《为了美好生活的大理的“风花雪月”》，王茜女士《反向奔跑：青年深耕乡土的理想与现实》，方平博士《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等文稿，记述了这些丰富多彩的深耕田野人士的实践，我在下文也将记述其中一些片段。
有心之人，成就有为之事。
我且以丽江老君山的邓仪团队和他们的村寨银行，来说明一下主人思维、仆人思维和管家思维，看看一方人如何造就了一方水土。
(二)丽江老君山的村寨银行
丽江老君山的邓仪老师，带领了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H&E)的团队，在丽江玉龙县4个乡镇(九河乡、石头乡、黎明乡、巨甸镇)8个村委会，服务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普米族、藏族、汉族等7个民族，开展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等一系列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公益行动。我们此行访问了黎明乡黎光村等老君山的傈僳族地区。看到学习并超越国际发展理念的村寨银行等项目，通过不断地进行本土化尝试，推动了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学习为特征的内生式发展。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轮谈话和一个现场。
一轮谈话，是邓仪老师谈他1987年投身环保事业以来的四阶段变化，以及该项目负责人耿得安对H&E项目的介绍。1987年邓仪从贵州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到贵州草海试验。运行的第一个模式，就是来自境外小额贷款经验的 “村寨基金”，其目的是帮助村民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但随着项目的深入，村民还贷积极性越来越低。邓仪认为问题在于“项目运行主要依赖项目官员的强势介入和监督，而非基于村民自主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2000年，邓仪离开草海，在贵州毕节、内蒙古阿拉善、云南老君山，不断在各个地区和村落进行反思和实践，对“村寨基金”模式不断改良。可持续性大大增强，比如在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素朴镇古胜村，“村寨基金”已由村民自我管理和运营十余年。在内蒙古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邓仪主持的19个嘎查(行政村)的大多数“村寨基金”项目，也运作了十多年。但即便如此，邓仪认为仍有不足，他反思了前三个阶段，认为这些项目的内生性不强，外来力量和资本强权，常常主导了项目运作。他举例说了草海模式开启的民主尝试，“看似走得很前瞻，村民从保护中得到帮助，可都是国际组织、专家、保护局、媒体、保护机构在说话，村民没说”！虽然外来实践者并不是野蛮介入，很愿意与村民结成互助伙伴，但外来实践者事实上成为了项目主体，其设计左右着人地关系。他又举例由国内著名企业家群体发起的阿拉善基金会，其资金配比和规则制定，当地百姓的参与明显不足。其“村寨基金”为政府、NGO、农户三方共筹，农户筹资的比例往往不到资金总额的二分之一甚至更低。项目社区百姓缺乏话语权、参与程度低，自主性就缺乏。2010年起，邓仪毅然决然离开阿拉善，带领团队在云南丽江老君山区，做增强自主性的“村寨银行”尝试。这种模式内生于村寨传统，力图使村寨发展和环境保护形成一个互为促进的共同体。公益机构设定了明确的项目目标，让村民长期进行自我运作、管理和监督，以严格遵守契约。
邓仪团队在老君山推出的，是“村寨银行”和“产业合作社”两个项目。为促进村庄自主成长，“村寨银行”设定五个原则：第一，每户村民机会公平，自愿参与，愿意就来、不愿意就罢；第二，资金匹配原则，外部机构出资不得高于村民出资，保证村民的绝对主体地位；第三，1 /3借贷原则，每轮只有1/3社区村民可获借贷；第四，村民须自我管理，等待贷款的其余2/3村民，是主要的观察、管理和监督者；第五，遵守契约原则，违反则负担赔偿，公益机构也有权撤回资金。长期以来，村民习惯于“等、靠、要”，在这一堆原则下，一开始并没有多高参与意愿。但邓仪老师和项目工作人员就泡在村里，不走、不催、不逼，和社区百姓聊生产，谈生活，解难题，耐心沟通理念。日久见人心，和村民建立信任后，村民便渐渐理解、愿意尝试投入了。
图1是H&E推动签约的第一个村寨银行项目。2010年12月，三江并流地区新房村村民共商共签，与村寨银行捆绑，做出了封山育林决定。这份按了31户手印的决定，是丽江第一份关于环境保护的“村规民约”。
田地林草承包到户后，许多乡村地区陷入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剧”，公共产权的林草地被无序砍伐、过度放牧，生态退化。同时，由于林草等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性与产权明晰改革的强制分割到户，也带来林草地生产超载过牧，集中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私地悲剧”。需要回归到社区，利用奥斯托洛姆等人所言的“公共池塘资源”，实现多中心和自主治理。
图1社区村民共商共签封山育林保护环境条例(H&E耿得安提供)
然而，中国的情况毕竟不同，西南少数民族山区，更有自己的特殊性。尊重文化传统和村民自主选择的理念，使得村寨银行的很多约定，超越了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背景下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如这份村规民约有激励，有约束。其中的第四条是：“对共管山护林有功者赏50元人民币，其资金由村寨银行利息支付。”第五条是：“在封山育林期间，如果发现本村寨农户有偷窃现象，照价赔偿外，不予以借贷项目贷款一个周期(即3年)，性质恶劣者，将永远不能享受项目贷款。”第六条则明显是只能由当地村民才能提出的惩罚性条目：“未参加村寨银行农户有偷盗现象，如被抓获，除没收其产品外，全村农户将在其自留山上砍还5倍以上林木。如果性质恶劣，提交上级林政部门予以严厉处分。”外部资源与内部治理结合，文化传统与现代制度结合，使得这份村规民约，有威权治理与民主治理相结合的本土特色。
经过十年努力，H&E项目覆盖了8个村127个小组(见图2)。有49个小组做了社区自然保护项目，保护地达到了1.83万公顷；40个小组的984户农户参与了村寨银行项目，资金总额达到了192.5万元。项目虽然不大，覆盖面积和人群却是很广。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效果良好。
图2H&E的社区自然保护地和村寨银行项目一览
耿得安还向我们介绍了若干村寨银行项目。如三江并流原始森林保护项目团队，引导了石头乡立苴村小桥头组46户人家，达成协议，依次在“小桥头组封山保护与村寨银行联动项目协议书”上签字，盖手印，上交了林权证。按照协议约定，每户村民入股1000元，46户共计46 000元。团队按1∶1的比例配套注入46 000元公益款，小桥头组就这样拥有了9.2万元的项目本金。入股的村民通过公平抽签(见图3)，平均分3批进行借贷，第一批15户村民可获得6000元贷款，期限为一年。第一批村民还款后，第二批村民再进行借贷，以此类推。村民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发展种养殖、供孩子上学、盖房、看病等，资金使用前提是不能破坏生态环境。邓仪补充说：“如果一个人违反约定砍树了，他的林权证和自己交的那1000元本金就会被扣下，严重时同村村民的借贷资格也会被取消。谁也不敢冒这个险。这种机制建立了，村民之间有制衡，就能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
图3村寨银行抽签现场(H&E耿得安提供)
邓仪老师特地带我们去看了堆存米小组村寨银行借还款现场，让我们有机会体验傈僳族村民的生活和村寨银行借还款过程。我们在黎光村村民家住宿了一晚，并跑山路看了村寨银行到期还款和二轮借款过程。这使我们直接感受到本土化自我约束机制的内生动力所在。按照村民的传统习俗，青蛙、蜜蜂等当地的野生动物，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青蛙提醒农时，蜜蜂意味好运，村民保护生态的意识，是深深嵌入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的。比如，若蜜蜂飞入自家衣橱做巢，那这家人会很高兴地欢迎蜜蜂，将衣橱让出来给蜜蜂。邓仪说：“蜜蜂来了，村民就供着，这是因为他们把蜜蜂作为运气的代表供着。也就是说，养蜂对他们而言是伦理，而不仅仅是赚钱。”黎光村不远处，就是滇金丝猴的栖息地，村民认为金丝猴虽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和村民没有关系。村民愿意在自然保护条例中加入条款，保护青蛙，因为当地村民通过青蛙叫声，来判断农时，安排稼穑。黎明乡黎光村村规民约中，有禁止捕青蛙的规定，捕青蛙每次罚款1000元，给予举报人600元奖励。这产生了强大约束力。文化传统，也促使村民履行村规民约。合作社理事长、村支书蜂金龙对我们说：“村民要生活，不可能不砍树。我们傈僳族的文化传统，砍了大树之后，上面要压上一块石头。表示这是被石头压断的，不是被我砍断的。怕遭报应。这也是一种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我们基本上现在也有。”
更重要的现场感，来自村寨银行第一轮还款和第二轮借款的交接图景。看到村民们自发地聚集在村组长家里，井然有序地进行还款借款，让人印象深刻。邓仪老师的团队只作为观察员，在旁边喝茶嗑瓜子，所有过程都由村寨银行参与者自主完成。“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之所以能够落实，是因为有了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比如，三分之一的人借，另外三分之二的人等着借(下两轮是他们借款)，就使得众怒难犯。曾有一家拖延一天还款，他们执行了社区制定的约束条款，参与村寨银行的全体村民去上门喝茶。对于农村熟人社会来说，这是非常丢面子的事情了，若有个别碍于情面不愿参加上门喝茶者，则要被扣除一定的钱补贴给其他村民。在其他村里，也曾出现过违背“禁用农药”禁令的农户，他们的一个办法是，集体决议不参与这家的红白喜事，这相当于将这户人家逐出了社区。强大的社区压力和声誉机制，使得背约要面临巨大代价，守约文化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至于借贷利率，由各村寨银行自定，通常只有4%。利息用途，也由村民自定。比如，我们去的这家村寨银行参与者决定，不将利息用于修路，而是买饮料喝。原因是参加者不想让不参加村寨银行的少数几户搭修路的便车。他们的认知在这个水平上，就按着这个水平来。我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讲国际组织推动的农村快速评估(RRA)、农村参与式发展(PRA)、多中心自主治理等时髦的方法，在这里一方面完美地落了地，另一方面又明显被超越了，洋泾浜？变成了土疙瘩，更有了生命力，有了本土化色彩。
图4村寨银行借还款现场
(三)由仆人思维、主人思维，走向管家思维
2019年4月，我在雄安大讲堂的讲座中，曾和专注农牧创新技术的牛志刚先生，讨论仆人思维、主人思维。他提议中国人应走出跪倒在地的仆人思维，走向人生赢家的主人思维。我不愿意否认仆人思维和主人思维的必要性，但他们各有利弊，就提议要以管家思维来超越仆人思维和主人思维的讨论。管家思维着重管理事务，经营人生。毕竟，我们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呼吸心跳，也不能使自己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了。我们更不是孩子、房屋、工作场所及一切事务的主人，不能随意指使。当然，我们也不是这些人和事物真正意义上的仆人，不能成为孩奴、房奴、工作奴等。我们只是受托，管理自己的身体、家庭、工作等一切事物，是一个管家。有一段主仆对话如此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路加福音12:42)这段话对所有人的身份，有一个清晰定位——管家。管家的角色，就是好好管理，按时分粮。对于好管家，有两个要求：忠心、有见识。
此行西南见到的有心之人，多为忠心之人。成就之事，都是在有见识的基础上完成的。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名言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自比为神的哲学观，暗含着对古希腊神学的反叛，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那神意当然要靠边站。故此，普罗泰戈拉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比如问题晦涩，人生短促。”他之所言，挑战了神权，将人抬到了万物主人的位置。
1835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问世，在欧洲掀起了民主社会和等级社会的讨论。民主社会更像牛志刚先生所言的主人思维，自由自主地决定所在地区事物。等级社会(对应当时欧洲的贵族统治)更像仆人思维，阶层固化，使得普通平民没有机会，多数情况下也不寻求阶层的跃迁。托克维尔也展开了主人与仆人角色的对话。
老子在《道德经》言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能抽象出普通百姓只是“刍狗”，天地圣人为万物主宰，里面也有主人和仆人思维的讨论。
这些讨论，能够充分说明一方水土和一方人的关系吗？
此行西南，我认识上的一个更新就是：人生在世，不是主人，做高高在上的“万物的尺度”，但可以有主人思维，毕竟人有自由意志，有能动性。也不是仆人，和万物同做“刍狗”，但可以有仆人思维，毕竟人要顺应基本的天道(如自然规律)，人道(如社会规律)，违者必自毁。但更重要的是，人是一位受托者，是管家，受托管理自己的身体、灵魂、家庭、工作，甚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需要做那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成为有心之人，成就有为之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
二、潘家恩：走进乡建北碚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2019年为西南三省行，首站选择在重庆北碚这个近代乡村建设的集大成之地，可谓意味深长。乡村振兴在党的十九大上被提为新的国家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要讲好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回溯历史，广泛存在于20世纪中国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立足国情与乡土脉络，包括张謇、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在内的著名知识分子或实业家，他们通过回归乡土脉络并整合各种建设性力量，在乡村基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创新探索，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厚重的历史经验，是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
近代北碚不仅是卢作孚及卢子英等诸位先贤历二十余年心血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同时还是借鉴张謇南通建设经验，汇聚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民国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综合平台。在对北碚乡建进行聚焦前，先简单讨论下近代中国的百年乡建。
(一)近代乡村建设的百年探索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开始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人口主体的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严峻的“三农问题”，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
作为一场知识分子参与并直接回应“三农”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 虽然进入今日公众视野的历史乡村建设屈指可数，但据当年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呈现出“群体性”和“多样化”特点。可以说，乡村建设并非孤立个别的现象，也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由时代的需要与环境的刺激与文化的变动所引起，是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其充分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是在乡土自觉和社会参与中不断形成的民众民间建设史。
正如梁漱溟所说：“乡村建设，实非乡村建设，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剧烈转型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乡村破坏”，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乡土重建”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其不仅由农村“被落后”的现实促成，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因此，乡村建设不限于技术层面上的单一回应，也不只为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它直接关联着中国近现代的转型与剧变，其推动者是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学生、市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内容形式也常因阶段和目标的不同而充满差异。
图1乡村建设不只在乡村发生，图为《青岛市乡村建设月刊》创刊号封面(1933年)
也可以说，乡村建设作为“去乡土化”普遍趋势下的“再乡土化”探索，在内容、形式和效果上充满差异，多体现着国情意识与乡土自觉，并有以下基本内涵：与乡土紧密结合并充分互动，促进各种发展要素向“三农”回流，努力改变乡土长期被当作“问题”和“对象”的状况，对乡村遭受破坏和不可持续困境进行积极应对与创新探索。
图2乡村建设动员大量知识分子下乡，并提出“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图为部分都市知识分子初到河北定县乡村(1930年代)
(二)北碚的乡村建设经验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其于1925年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航运企业。作为著名历史人物，卢作孚常作为“中国船王”而为世人所知。实际上他还是民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先驱，早在1929年他就在北碚撰写《乡村建设》长文，从意义、乡村地位的重要、乡村的教育建设、经济建设、交通建设、治安建设、卫生建设及乡村的自治建设八个方面对乡村建设进行完整阐述，该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以乡村建设为名的最早系统论述。
图3卢作孚在北碚撰写的《乡村建设》(单行本，最初发表于1929年)
1927年卢作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特组峡防局局长，据此开始了以北碚为中心、辐射周边区域的乡村建设探索。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努力，把北碚从一个穷僻杂乱的山乡建设成被陶行知誉为“新中国缩影”的模范实验区和具有现代化雏形的花园城市。这种巨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各种建设事业离不开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除北碚外，如河南镇平彭禹廷的乡村自治与乡村建设实践也都是从“自卫”和“剿匪”开始。可以说，通过“和平红利”，获取增量资源，才能克服各种现实困难，赢得建设的条件与基础。在卢作孚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之前的北碚，因其位于四县交界而处于“四不管”地带，匪患、各军阀势力角逐。“北碚试验”强调整体发展，按照卢作孚的说法，其理想中的北碚是“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因此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相互支撑的综合发展，同时以整体性的“城乡一体”为规划建设的基础与单位。
图4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全图(1940年代)
具体做法上，“北碚试验”通过化匪为民、改良土壤与社会整合，促进矛盾冲突的转化来完成社会治理，使得北碚的社会环境发生相对于 “乡绅劣化”“农民匪化”“学生非农化”“社会剧烈分化”来说的逆向转化，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并促进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参与，在“割据政治”中做各种平衡，进而获取社会红利。然后，利用“和平红利”，即让产业资本及各项建设的收益留在当地，在缺乏足够资源的情况下，采用了某种“劳动替代资本”或“内向型原始积累”的方式以实现低成本的北碚建设。比如，卢作孚对峡防局士兵进行整训中，就明确提出“寓兵于工”的口号，峡防局常备队、手枪队及学生队、模范学生队、少年义勇队等除肩负峡区清匪防盗、维护治安之责外，还参加社会服务和北碚地方建设活动。
图5修建北碚平民公园的峡防团务局学生队(1930年)
其次，除以上相对“消极”的收益外，“北碚试验”还努力获得各种“积极”收益。其独特的建设资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各种地方化的“社会经济”在与乡土社会深度融合后所实现的“资源回流”。如果说前述“化匪为民”为政治和社会上的逆向转化，此则为经济上的逆向回流。
卢作孚出生寒门，民生公司靠借贷起家，其所领导的“民生实业”同样身逢乱世，之所以会有如此“超额”收益，除其经营有方外，因为该公司不是一般的企业，而是中国早期本土的“社会企业”——民生公司的创立宗旨即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其以社会改造和社会服务为目标，也即相对于“经济利益最大化”来说，其所追求的是“综合受益在地化”。而在发展过程中，其直接面对并努力解决包括社会失序、资源外流等在内的社会问题，最终实现社会和企业的双赢。
图6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1926年7月28日首开合川经北碚至重庆的嘉陵江航道
在经济环境不利、外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民生公司借助与本地乡土社会结合的方式，降低成本、转化危机、化解风险，让经济回归社会，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和外部资本剥夺，避免资源外流。与此同时，一方面，通过与社会教育的紧密结合，社会事业也利用经济手段进行高效率的组织与建设，进而成功构建起低成本、符合乡土社会需要的治理结构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通过让资源回流以支付文化、教育、交通等各项建设成本，优化发展环境，为社区成员提供各种福利，增加社区成员感以确保村社理性与内部化机制的更好发挥，进而克服工业化进程中过度分化及城乡、工农业发展不均衡等常见问题，实现社会治理与建设事业的良性循环。
该点除北碚至今都让人惊叹的各种建设成绩外，陆续也得到档案史料的佐证，比如根据最新发现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试验区档案记载：“(北碚)管理局摊派很少，一切建设和学校开支大都向和平煤矿、天府煤矿、大明厂等挪借。”(《农家访问记》1949年7月9日，参见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华西实验区全宗，档号：9-1-5，第22页)由此可见，北碚管理局的乡村建设经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地化”企业，二者配合发展，相得益彰。
可以说，通过将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有机结合，卢作孚实现了“实业救国”与“乡村建设”的完美融合。其以经济作为手段，社会作为目的，在没有好环境的情况下，通过和平红利，化匪为民；在没有好人才的情况下，通过教育训练，寓兵于工；在没有好资源的情况下，兴办各种社会企业。在发展壮大企业的同时，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北碚试验”。
(三)百年乡建的汇聚与传承
经过长期持续的努力，北碚乡村建设取得了卓越成绩。到了抗战时期，大量文教和科技界名人纷至沓来，形成“三千名流聚北碚”的壮观景象。这也让北碚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重镇，“东方文化的诺亚方舟”的美誉由此而生。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北碚，1948年北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
图71940年，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建于重庆北碚歇马乡。不设围墙的校园与周围乡村融合一体。图为乡建学院农学系学生田间实习
与其他民国乡村建设试验比较起来，“北碚试验”除了持续时间最长，同时与地方及各界互动最多，集群性最强。1940 年，晏阳初在北碚创办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与此同时，陶行知在北碚创办育才学校，梁漱溟在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使北碚成为乡村建设的集大成之地，有着全国最为丰富的乡村建设历史资源(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嘉陵江乡村建设旧址群”位于北碚)。
漫步在今天的北碚，依旧能触摸到半个多世纪前卢作孚探索乡村建设的各种印迹：北碚还保留着他在抗战时期用沦陷城市命名的街道名字；由他从上海带回的梧桐树苗，如今已经绿荫如盖；当年最美的平民公园和温泉公园，依旧游人如织；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慧宇楼里，依旧承载着研究和传播知识的重任。
为了继往开来，2012年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正式成立，以北碚为封面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北碚乡建记忆》相继出版，在这片卢作孚曾付出过无数心血的土地上，更多人正前赴后继、继往开来，重新谱写新的篇章。
三、张振：历史乡建研究：片思断想
2018年暑期的第一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联合调研，于我虽不能至，但却心向往之。未曾想到，2019年能够有机会参加调研，跟随诸位师友一路学习。这个过程中，我实在获益良多。限于篇幅，在这篇短文中，我想集中交代关于历史乡建研究的一些不成熟的片思断想，以期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调研的前两天，团队参观考察了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北碚历史文化陈列馆、重庆璧山档案馆“华西实验区”档案，并赴贵州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对应这一安排，团队也组织了两次专题讨论：“乡建与现代中国”及“革命与现代中国”。作为20世纪中国两种不同的政治路向，两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潘家恩认为，“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且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然而很多时候被二元对立起来，内在联系被切断”，但事实上两者之间“互为表里”“互相转化”“隐现交错”(1)潘家恩.重思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强调乡建与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重叠，也成为潘家恩近年历史乡建研究的中心。但同时他也强调，展示两者间的重叠并非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视野或历史视野，将乡建及革命同时作为“20世纪中国经验”(钱理群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理解。受教、受益于潘老师及调研团队师友的研究积累，对于这一问题，我也试图贡献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第一，关于“乡村建设”这一范畴的界定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进路问题。如潘家恩指出的，本次调研的首站重庆北碚可谓近代乡村建设的集大成之地，汇聚了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民国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但同时，汇聚于北碚的这一“多样性”也提醒我们，“乡村建设”在20世纪并不是一种有着自身清晰边界的思潮与实践。对于以“乡建”加以指称的那些复杂历史经验，结构性的宏观归纳和把握是必要、重要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不同的经验背后往往存在各自不同的思想脉络。例如，潘家恩与温铁军以“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百年乡村建设”三个范畴，架构了一个整体性、语境化地理解乡建的起源与展开的宏观历史框架。不过，如果更进一步，我们同时也会发现，乡建中那些代表性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瞿菊农等，其各自走向乡建的路径及理解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广大的乡建实践者的思想经验亦是纷繁多样。那一被指称为“乡建”的思潮和实践的形成，本身复合了多重思想—历史脉络。以梁漱溟为例，梁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思考的形成，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思考轨迹紧密相关，而后者又密切扣连着清末以来的多重脉络。从这里看，在结构性的宏观进路之外，一种聚焦在思想、实践、论争等更加具体的层面的，较为“中层”或“微观”的思想史研究进路，对于理解历史乡建是有意义和十分必要的。
图1“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2019)成员参观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
进一步，如果说现有历史乡建研究对革命与乡建之间关系的论述主要在社会实践或制度探索层面展开，那么这种思想史的细致描绘，除了可以增进对人物、思想和历史逻辑的细致把握之外，也能够打开在思想-哲学层面理解乡建与革命之间复杂关系的空间。
图2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与实践对理解20世纪中国经验有重要意义
在本次调研的第二站，团队集体重访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转折之地贵州遵义。从北碚到遵义的空间变换，同时也是思考主题从乡建到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的转换，本文的第二个问题亦从这里延伸出来：在突出乡建与革命两者之间相通与重叠之处时，若不同时也将两者之间差异纳入视野，那么是否会有以乡建“裁剪”革命的可能？再以梁漱溟为例。梁在20世纪30年代曾提出“铁钩与豆腐”“自毁与他毁”“武力没有主体”等命题。这些命题事实上抓住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并触及到乡建自身的内在悖论，这无疑显示出梁漱溟的思考的敏感与深刻。但同时，梁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矛盾与犹疑——梁在1935年称之为乡建运动所遭遇的“两大难处”——也确实显示出他与革命之间的距离与差异。从这里说去，中共的“人民战争”“群众路线”等政治范畴及其对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正包含了对梁的“铁钩与豆腐”“自毁与他毁”“武力没有主体”等问题的历史回答。既然“革命”的这些独特经验是乡建所缺失的，那么强调革命与乡建之间相通性的研究取向，可能会将这些独特经验排除于历史视野，导致一种对革命的“去革命化”理解。
图3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曾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后来他追忆，两人谈话十分顺畅愉快，但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把乡建与革命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来理解，将乡建作为理解普遍性问题的中间环节，即不是要把乡建固定为“知识”而是希望以乡建为“方法”，那么，在强调两者之间的相通性这一进路之外，注意两者之间的差异，并将这一差异转化为更进一步的认识论环节，同样也是一种有意义的进路。在这方面，贺照田的梁漱溟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2)参见贺照田. 从梁漱溟的视角看现代中国革命. 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6期；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梁漱溟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 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第三，与上一点相关，乡建与革命之间的差异，或“要不要触动根本性问题”，或乡建的“保守性”，无论在历史还是当代，都是左翼学者批评的焦点。在本次调研的丽江站，这也成为团队与致力于种子资源保护的“种子网络”座谈的中心议题之一。如上所述，历史乡建在这一点上的“盲点”确实需要承认和思考。但不应忘记，这一承认和思考的两个前提是：革命确实在历史中走向了胜利(一种“成王败寇”的逻辑)；研究者作为后来人对历史各阶段的充分把握。这主要是说：承认乡建“保守”、有“盲点”，是以革命的理论与历史实践为预设尺度的；但是在当代，地方的与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的历史经验对当代社会问题而言，与其说具有直接的适用性，不如说，其遗产同样需要经过特定的转化工作才能被加以“继承”。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后来人，在思考乡建与革命之间关系时，在通过历史来思考当代现实问题时，是否必须预设这样一个潜在尺度，是值得讨论的。
进一步，“革命的历史经验”是什么，本身也不是自明、直观的，毋宁说是一个需要仔细认知和发掘的对象——贺照田近年的研究工作已经提醒我们，历史当中不同时期的思想人物对于历史经验的直观式的、缺乏自反性的认知方式已经导致了无数令人扼腕的结果。相比于将革命在历史中的成功经验直观性地仅仅归结为(作为乡建“保守性”之反题的)“触动根本性问题”，更可取的研究进路也许是，更仔细、谨慎地去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背后，那些未被有效地发掘、整理和表述的环节和因素是什么。如此亦可以打开以下这一问题进路：乡建在历史展开中所积累的多样经验——可能与革命“重叠”，也可能是“差异”——如何能够为发掘、整理和表述这些环节和因素提供助益？尽管我们无法预设答案，但这一提问进路本身应该是具有生产性的。
类似地，在当代乡建里，那些“非激进”的思考，在落实为实践的过程中，也往往会生成一些预料之外的、丰富立体的经验，溢出研究者和实践者原先的思考框架。这些经验的展开，以及这些经验在理论和思想上的转化，在直接贴上“保守”标签之前，似乎也需要耐心和仔细的分析。这些“溢出性”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其限度如何，当然需要认真面对，不应回避；只是说，在结构性(或“根本性”)变化之前，这些建设性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积累工作，应当也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因为一个好的社会的建设，除了需要有结构性变化，也需要有“人文知识思想”层面(借用贺照田的说法)的努力。这催促研究者努力对“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经验”之间的来回往复过程保持充分的耐心与敏感。
第四，不应否认，历史乡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当代新乡村建设实践回溯性地为自身建立历史谱系的努力，本次调研的第一站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以及温铁军、潘家恩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正是这一历史叙述之建构的新近成果。
图4温铁军，潘家恩主编.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这一点当然是必要的，但如何在书写与建构“自我”的同时保持对其他脉络与问题的开放，建立自身谱系的努力如何不通向一种本质化的“自我”认定，这也是需要在张力中把握的难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对历史的叙述总是与对现实的理解相互交织；或者说，书写历史，另一重要任务在于回应现实。一种不那么“自足”的、开放地面对其他脉络与问题的历史叙述，可能有助于避免过快地回收或略过历史当中那些“溢出性”的因素，使得对历史的认知，能够反过来转化为对既有的现实问题理解的挑战和推进。
四、狄金华：西南乡村发展中的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
(一)
三年前，我与家恩兄在十堰的一座茶园里闲聊时谈起，我们是否可以组织一些集体游学。起初的想法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在思想和学识上能够互相产生一些影响。家恩是一个执行力超强的人，他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立教授一谈，发现周教授多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的计划，只是一直未能成行。于是周教授就成了我们这个“‘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团”的团长。家恩组织动员能力超强，他和周立教授一齐邀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贺照田、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张谦、北京大学的张慧瑜等名家。2018年7月，我们调研团从山西平顺开始，途经三省数县，最终在延安结束，我们称之为西北调研行。2019年的8月，前一年的几位朋友因故无法参加，但又有福建农林大学的王松良教授等加入，这一次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之行是从重庆出发，途经贵州，到达云南，共计是三省六市，皆属于西南区域。
这次调研点的选择其实蛮有趣，这些调研点或者游学点跟中原和江南地区相比具有它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也成为我们这一次去理解西南乡村的一个关键。我们说是“从乡村发现中国”，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发现西南的中国乡村”，这些西南地区的乡村其实拥有一些独特性。首先，它处于边陲地带，这使得国家的力量下沉到基层要较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都要晚，而且也更加脆弱；其次，在现代交通还没有深入到这些地区的时候，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这里乡村的贫困化程度要高一些。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这几个点(准确的说是说这几个调研点上发生的“事件”)构成了一个在纵向的时间脉络上的某种延续性。比如说卢作孚以及华西试验区，它体现的是民国时期外来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同乡村社会的互动；贵州湄潭呈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同乡村社会的互动；而老君山的丽江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则是当下的社会组织进入到乡村社会，同乡村社会进行互动的案例。
(二)
我们调研点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外来的主体(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知识分子或社会组织)进入乡村社会，试图推进乡村的改造与发展。外来的主体进入乡村社会，不论其动机如何，其总是试图推进乡村的改造与发展，而它们的政策和改造究竟是指向存量还是增量，这一关键要素直接决定着外来主体跟本地的社会/利益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外来主体的政策指向或者改革指向是地区利益的存量，那么通常来讲它将直接触及到本地的社会利益结构。
图1卢作孚
图21925年民生轮船公司成立大典
我们看到，华西试验区的减租减息过程、晏阳初在璧山试验区的减租减息过程中的推进就是直接涉及到乡村社会既有的利益结构，是对乡长、地主乃至袍哥利益的挑战，其必然面临这些人的抵制。其实在华西试验区开展工作时，晏阳初及其平教会的工作已经改进了许多，“新都围城事件”才可谓是平教会在四川的一次“滑铁卢”。1938年11月，川西各县哥老、团丁千余人包围了平教会试验的新都，要求停止征兵、撤换县长、取消实验县，造成了四川有名的“新都围城事件”。相反，我们看到卢作孚还有老君山的社会组织以及湄潭政府，它们则是出现了另外一种格局：卢作孚的北碚试验区建设成效显著，而他在北碚的乡村建设工作能够快速、便捷推进的原因，除了他拥有地方的武装权能够获得和平红利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间其实实行的是增量改革。他通过建立纺纱厂、开设矿山、建立铁路交通，包括它开设的航运也是避开了原来的货运，而发展客运。这一切其实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增量，卢作孚通过在这些增量上面做改革，达到了改革地方、发展地方的目的，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与地方社会发生利益摩擦。
另外一个是老君山的社会组织——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我们看到邓仪他们的团队进入到傈僳族的乡村中间，他其实是用了一个项目的资金进入到中间，那么它对于村庄里面本身的结构和利益是不产生碰撞的。在调查的过程中间，我所了解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邓仪他们的团队进行项目建设的时候是回避村庄中原有的利益关系的，比如说社区中大户对于小户的欺负，他们并不介入，在划定禁伐木区的过程如何达成，其中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他们都不介入。这样也就使得他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本地的社会结构中间强势群体的利益。
实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湄潭，似乎看起来是改变了当地的利益分配，但我们调研时发现，实验区做的是在土地上实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它其实是要倒逼着村民在林地和山地的资源上去做工作。从湄潭实际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今天看到湄潭地区的村庄中但凡做得比较好的，其实也都是在农地之外的林地和山地上去做文章，这些相对原来的土地来讲其实都是做的增量改革。
图3湄潭农民的耕地(荒地)承包使用证
通过上述案例的调研，我们会发现，本地的社会利益结构构成了外来主体进入乡村社会中间的一个屏障，如果外来主体的政策指向或者改造实践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乡村既有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那么他们的改革措施和它的政策落实将会变得比较顺畅；反之，则改革的成本会加大，或者说政策的落实会变得空虚化。同时，增量的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变区域(村庄或地区)内存量与增量的比例关系，而使得原来的结构又发生相应的改变。以老君山的社区发展发展为例，虽然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最初进入的时候，对原有的村庄利益结构予以了“保护”，而仅仅对项目资金以及项目运行的规则提出要求，但随着项目的推进，这些规则慢慢“外溢”到村庄生活的其他维度，进而对村庄内部的发展产生影响。
(三)
一个外来的政策和改造指向，如果想在乡村社会落地，那么它必然需要契合地方的民情，获得村民的认可。结合我们的调研来看，老君山的案例非常典型。邓仪是做环境保护出身的活动家，他进入老君山林区一个重要的关怀就是当地“不合理的生存方式”，当地人最常见的生计依赖就是烤烟、烧炭、种白芸豆，都给当地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以烤烟为例，通过他们的计算，一亩地的烤烟大概需要两立方的木材才能烘烤出来。烤烟的种植加大了当地对木材的砍伐：在那些适合种烤烟的地方，木材被村民大量地砍伐，那些不合适种烤烟的地方也成了这些烘烤木材的供应地，他们将木材从山上砍下来，拉到那些种烤烟的地方去卖。当地农业的另一个重要构成就是白芸豆的种植，白芸豆在当地的种植已有很多年的历史。村民需要砍伐原始森林里的竹竿来做白芸豆的藤蔓支架。随着白芸豆种植的时间越来越长，种的村民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野生的竹竿几乎被砍绝了，因为在老君山这种高海拔的地方，竹子生长得越来越慢，一般要五六年的时间竹子才能成材，才可以用；但村民砍了以后做支架却只能用两年，两年之后就倒掉、腐烂掉了。邓仪团队进入黎明乡之后，其所带有的生态保护观念使村民意识到既有生产方式的不足，他们通过用拉钢丝线替代了原有的竹竿，但在烤烟及烧炭上却没有很好的替代，旧有的伐木烤烟的生产方式仍旧继续。就这一点，邓仪这一号称维持生态环境的组织而言，其社区发展政策似乎“不完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的缺陷使得他们特别具有人情味，因为他们不是基于自己的外来立场与价值判断来主导社区内村民的生产和生活。
图4村寨银行还款借贷现场
老君山的项目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实施，一个关键是他们的团队其实基于乡村社会中民众的认知调整了他们的项目设计，回应了民众的利益诉求，遵从了民众的认知习惯。邓仪他们的团队几乎不介入到村落中间，比如他们虽然强调环境保护，但是保护什么、怎么保护，这些都交给村民，由村民依据自己的理解和习惯来进行内部合约的达成。再比如贷款利息的分配，如果村民认为吃一顿是最合适的，他们的团队也表示充分认可。另外，让我感触非常深的是他们对于修路中间互助成员的利息的分配问题，它直接涉及到村民的公平感，村民认为13个人的互助利息不能由小组的15个人来花费。这是一种社区内在的公平观。为了保证利息使用的公平，他们购买青梅苗发放给参加村寨银行的全体村民，并将剩下的零散钱买了饮料，互助组的13户人家一起把它喝掉。这种为了防止他们占便宜而一次全部花完，看起来似乎不合理性，但它其实是村庄社会中的民情。从邓仪的团队中，我们看到他们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项目的设计、实施与傈僳族的这种民情相契合，这就使他们的项目能够非常好地落地。
回到湄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我们这些外来人看了似乎觉得不公平——这不是让新增的人口没有了“生计”吗？但是回到乡村社会中间或者回到湄潭，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符合他们民情的。比如说在湄潭，他们主要是以山地地形为主，而山区土地的异质性程度要比平原地区大得多，这种异质性对村民的行为与认知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分田到户之后，如果有村民对土地进行了改良，这个时候若再进行调整，对于改良土地的村民来讲就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今天以外来人的视角可能会认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不公平的，它使得新增加的社区成员没有了现在的土地，这是一种不公平；但是在村民看来，不断的频繁调地，使得那些已经花了力气做土地改良的人丧失这个土地，这就是不公平。所以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扣合了村民的这种公平观，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政策在当时能够持续地推下去。
回望在西南诸省乡村的调研，再看百年来进入乡村并试图改造它的政府、知识分子或资本家，若是其遵从地方社会的民情与风俗，这些改造的政策可能落地执行；反之，轻则被地方社会架空，重则引起地方社会的剧烈反抗。如是，下乡调研、接受教育和改造者不该仅仅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
五、张聪：从海归视角看乡建与新移民
2011年底，我辞掉工作20年的大学教职，携怀孕的妻子去美国游学。转眼7年过去，我们在美国添了三个年幼的孩子，也有了一些海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国内的家人朋友，多以为我们从此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不会再回来。
不过于我们自己而言，计划一直都很清楚：当初出国学习和工作，乃是为了今日更好地回到国内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若非孩子年幼、工作的牵绊让人无法一走了之，或许我们早已回国。经过1年多的预备，半年之前，我们全家终于重新回到国内，选择了家乡重庆定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回国既可算是“海归”，也可算是“返乡”。从海外归来或者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返乡者的调整适应、所经历的高山深谷，我也多少有些体会。回国后的生活安排，工作展开，孩子教育的路径选择等等，亦是不得不面对和决策的难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友周立教授见我回国之后暂无俗务傍身，就邀请我参加“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西南之行，忝陪末座，向各位师友学习，亦算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对这次活动增加一种别样的视角。而我自己也想借着这次的出行，寻找我回国之后能够脚踏实地做事的思想和行动资源。
图1调研团队参观西南大学“乡村百年历史展”合影
此次与10位不同学科和社会关怀的学者同行，一去11天，经历7处，以中国乡村建设为经，散布各地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纬，白天访谈，夜间与友人探讨切磋，确实有茅塞顿开、拨云见日之感。在此短文之中，我希望从历史的展开、现实的接触、经验与行动之平衡三点加以分享。
(一)视角与问题
几乎所有在海外长期生活的人，无论是留学生、跨国公司员工还是外交人员，在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化(文化再入，re-entry)时，都会面临若干挑战。浅层的时差、汇率、交通规则等差异，可以在短期内让人疲惫不堪、精神涣散，更深层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教育和工作竞争事态之差异，则可能带来长期的影响。若有海外出生的孩子，则可能成为所谓“第三文化儿童(Third-culture kids)”,亦即既非出生国文化，也非父母出生国的文化，而是一种混杂的、缺乏“故乡”和根的文化。他们的调适问题往往更加复杂。
2016年，对外经贸大学的朱晓姝教授等曾在“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期刊上发表"You Can Never Go Home Again"—A Study of Chinese Returnees' Reentry Adaptation Proces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XV: 3 (2016)一文，介绍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再入者”的调适过程研究。 这篇文章的其中两个主要结论是，适应性问题的主因是期待与现实之间(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差异；仅有20%左右的“文化再入者”会采取主动的行动，帮助自己更好地适应文化再入。
尽管这篇文章和类似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观察和数据分析，但并不能真正帮助我适应从前熟悉的本土文化。我仍然期待这次考察可以带来新的思路和洞见，发现可以调适文化再入的新资源。
所以，我从一开始考察，就将自己的视角设定在返乡(海归)的思想资源与行动参照上面。我想寻求参照的问题是，海外生活多年之后，如何理解当下的社会，如何适应“反向文化冲击”，依赖于何种思想资源，切入到具体的社会行动之中，能够自在的生活，又不失社会关怀。
在此背景下，将我此行观察的经验分为三点简述如下。
图2云南黎明村观察和采访“村寨银行”还款再货仪式
(二)历史展开的可能性
思想资源乃是出自对历史的反思。
若想要切入当下中国的现实，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有益事情，大概不得不从历史着手，寻求经验，特别是观照历史在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上并不必然的走向以及向不同方向展开的可能性。坦率地说，这次考察对中国乡村建设历史的发现以及与同行师友的交流，让我对现实可能的展开方向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在行动的时候，亦能够更有耐心，沉着在可以着手的小事上。
为此，我特别受益于西南大学的乡建百年探索展和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的中华平教会华西试验区档案。乡村建设派，曾经是和现在掌握了历史走向的革命派并列的救亡建国理论之一。乡建一派以乡村建设、平民教育、乡村自治的思路入手，希图以民智的开化启蒙、公民社会的培育、合理秩序的建设为基础，逐渐改变中国的社会状态，特别是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乡村社会。
我从前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母校河海大学，前身就是乡村建设的早期实践者南通张謇在1915年所创立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但作为乡村建设和民族工业先驱的张謇并非单重高等教育，而是兴办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层次学校，以及训练各种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孤儿院、养老院等社会福利事业。其实业和教育并重的理念和对家乡的情感与拳拳之心跃然可见。
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的米迪刚，亦是“海归”的先驱。米氏曾于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家乡翟城村推行“村治”，其理论成为乡村建设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米迪刚关于村规民约、乡村自治的实践，至今仍能在我们此行所考察的某些项目中看到痕迹(比如，在丽江傈僳族中从事环保和公民社会发育的邓仪团队)。
图3重庆市壁山区档案馆保存的周民档案原件
民国以降，乡建的代表性人物还有“海归”的晏阳初、本土的梁漱溟以及实业家卢作孚等，在乡建百年史上均有突出建树，亦留下了许多文字和图片史料，可供阅读研究。其中许多思考、实践和经验反思，都可以为当代提供重要的参考。但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历史展览和档案资料中，我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本来有着另一种展开的可能性，即使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现实，但仍然塑造和影响了当代，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有着线索可以清理历史，不至于因为再入这样的文化处境觉得处处都不尽人意。
(三)现实村庄的接触
此次考察的另一个突出经验是对当代乡村现实的理解。当我在国外或者在国内一线城市生活，通过碎片式阅读和各种网络新闻了解乡村时，当贫困、留守儿童、三农问题等庞大得让人无从措手的问题笼罩之时，很容易对现实产生一种倦怠和失望的情绪，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隔膜和疏离的感觉。
我们在贵州省湄潭改革试验区的考察，无疑是克制这种倦怠隔膜感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当然，我对湄潭“生不增死不减”、“四确五定促三变”等政策出台的历史和实施效果，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在试验区的竞争也很有兴趣，但真正让我观念更新的是我们在考察中接触的基层干部。
在湄潭接触的五六个村的村支书(主任)，年龄、教育背景和外出打工的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干练机敏，情绪饱满，表达能力强，能干实事。这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执政党对乡村人才的吸纳和使用问题。
图4调研团队与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在傈僳族村民合影
可以说，这是一次重新审视现实的机会。当下乡村的现实并非我在国外所想象的那样衰败不堪，倒是颇有活力，充满希望。而乡村的一流人才，往往在外出打工磨练和增长见识之后，回来就任基层干部，也让我对目前乡村的组织和治理有了更实证的看法。
(四)行动与经验
无论是“海归”还是“返乡创业”，最大的挑战之一无疑是行动的问题。任何计划和思想，若没有依托行动切入现实，就不过是流于空谈而已，而空谈成为生活之后，会越发瘫痪行动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来，整个“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跨学科调研活动，本身就是这群学者介入现实的行动。而无论是乡村建设的过往还是当下，真实的历史总是由行动者所书写和构成。
我们考察的后半程，在丽江和大理访问了六七个NGO项目和“新大理人”，从实践资源和可借鉴的行动经验上，这是我收获最大的一站。
图5在大理采访“新大理人”——朴实无华亲子客栈的侯侯和悠悠
这些行动者很少依靠完善的理论来行动，而是在现实之中寻找一个可以切入的缝隙，然后深深地扎下去。但有趣的是，他们大多数人对于目前所获得的成就都看得比较淡然，在行动中随时可以转身而去。例如朴实无华亲子游学客栈的悠悠告诉我们，当孩子读高中的时候，他们或许就离开现在所做的事，去到更方便的地方；四十英尺民宿的王丹夫妇，已经计划好自己的告别酒会。
这种简单的目标、具体而持久的行动，拒绝恋栈不去，随时可以重新开始的态度，似乎是大多数实践者能够平衡经验与实践的要素。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的邓仪先生亦是如此。他在不同的地方从事环保工作，以一种几乎是最小介入的方式，以很少的资源撬动了环境保护、公民社会培育和村寨银行互助等有益的改变，同时与政府、村民和大自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五)结论
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考察活动，确实帮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社会，并从各种行动者极为不同的经验中看到了行动的可能。但是，这十一天朝夕相处的师友们，因为沟通和观摹的时间最长，或许才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尽管我们在考察乡村建设的行动者与思想者，但这样一批跨学科、有行动能力和思考能力、有历史和学术思想承传的学者群体，能以这样的形式深入到中国最基本的经验之中，无疑是此行带给我的最大收获，亦是我站在“海归”知识分子的视角上，更容易吸取的思想和行动资源。
六、李彦岩：贵州湄潭农村改革中的产权固化与产业活化——以“四确五定促三变”为例
第三站调研地，我们“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人，来到了贵州湄潭。
湄潭是探路中国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早在1987年，湄潭就成为了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它大胆提出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制度改革方式(简称“生不增死不减”)，被写进了中发〔1993〕11号、〔2018〕36号，国发〔1995〕7号文件中，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土地改革制度成果。此后，湄潭陆续承担了多项试验任务，为改革的推进做出了宝贵的前期探索。其中，在推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湄潭创新性地提出了“四确五定促三变”模式，即“确员定股东、确权定资产、确股定归属、确管定经营、平台定市场”的“四确五定”改革成果，有力地推进了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四确五定促三变”的改革路径，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37号)中，湄潭经验再次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改革成果。
图1“在乡村发现中国”团队在湄潭田间留影
无论是当下的“四确五定促三变”，还是三十年多前的“生不增死不减”，湄潭农村改革的实质，是在村庄内部产权固化的基础上，推动村庄外部的产业活化。这使得农民从村庄内部的争夺和消耗中解脱(倒逼)出来，主动或被动地走出乡村寻找出路，并在配套制度的引导下，乡村逐渐培育出自己的产业，以此来活化村庄发展。对于“生不增死不减”这项土地制度改革来说，“死不减”让农村土地的承包权长久不变，在村庄内部形成了产权固化，稳定了农民的预期，但需要看到的是，在“生不增”为新增农民人口关上一扇门的同时，改革的配套制度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包括发展本地产业、引导开辟荒山、组织进城务工等。“四确五定促三变”的改革路径，吸纳了前者的实践经验，通过“四确五定”在村集体层面促进产权固化，借助“三变”发展新型乡村产业，以业“活”人，以人“活”村，为本地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气象。
“四确五定促三变”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提供了思路，全国各地都在推广该项经验，但是无论什么改革措施，都只是在回头看的时候才是既定的，而身处其中的时候，改革进程都是建构的，是在试错、甚至争议中蹒跚前行的。也正因为这样，讨论并反思这些改革实践，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在调研中不断思考，在“四确五定促三变”实践中，前提条件是什么？关键环节是什么？面临挑战有哪些以及怎么克服？接下来将逐一分析这些问题。
(一)“四确五定”是在村集体层面的产权固化
“四确五定促三变”的前提条件，是确定农村集体资产的存量、成员资格、具体归属及运营模式，即在村集体层面厘清并固化产权归属。这一前提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能够有效降低村庄内部因产权不清引发的内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让后续的改革得以“清爽”前行。但与“生不增死不减”改革不同，此时的产权固化并不是在农户个人层面进行的，而是落在了村集体层面。一方面是因为村集体资产包含的内容较多，很多资源难以分割(如生态环境、品牌等)；另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参与产业化运营，以集体的名义联营或者入股，不仅降低交易成本，更能增强与强势产业方的谈判能力。
图2村民领取到“确权证”
通过“四确五定”，于细微实践中固化集体产权。“确员”是划定政策边界，定股东，对照“五取得”“五保留”“五丧失”资格界定标准，通过“六步三榜”工作流程，界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确权”是清理集体资源，定资产，清理登记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金，通过“八步一公示”工作流程，形成村确股的集体资产清册和村不确股的集体资产清册，该清册是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时资源变为资产、资金变为股金的依据。“确股”是量化资产股份，定归属，按照“确权确股不确资”的要求，选举股东代表，制定股改实施方案，召开股东代表大会，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核发股权证书。“确管”是健全管理制度，定经营，按照“政经分离”要求，建立健全股权管理、收益分配、货币资金管理、财务公开等制度，保障经营与管理规范运行。“一建”是建设交易平台，定市场，成立湄潭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实现农村各类产权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流转和交易。
(二)“三变”带来乡村产业活化，以业“活”人，以人“活”村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是把死的变成活的，以产业来活化乡村，带来了乡村的真正发展，是“四确五定促三变”中的关键环节。“三变”的实质，是通过股权纽带激活农村的各类资源，并把各种城乡资源要素整合到产业平台上，推动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三变”是让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而资产性收入来自于农村集体产权产业化后带来的资产增值。我们在湄潭县的金花村，观察到了这些变化。
金花村通过股权合作推进“三变”改革，培育出乡村旅游业，以业“活”村，让空心村变成了“七彩部落”活力村。金花村全村662户2582人，耕地面积2090亩，生态茶园6800亩。在开展“三变”改革之前，该村是靠天吃饭的空心村，2015年开始打造“美丽乡村·七彩部落”项目，该项目由568亩茶园、80亩水田、712亩山林、120亩旱地、71栋七彩民居组成，让人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的彩色王国。项目采取“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合作经营模式，按照“51%+39%+10%”的股份比例，引进贵州天下茶园旅游文化发展公司，参与“七彩部落”建设运营。在股权设置上，公司占有51%，村集体和农户共同占有39%，另外10%吸纳社会资本。39%的股权，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金花村将停车场、休闲广场、名古树、生态环境等资源性资产评估定价，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源股；二是将农民承包的土地、山林、茶园入股合作社，作为保底分红股；三是发动群众按1000元/股注入现金，作为资金股。经过4年的发展，金花村的村庄集体资产价值，已经从空心村时期的“一文不值”，增值为4亿元，村民依据“四确五定”中的股权占比，每年能够获得分红。由此，农民除了种植茶叶和经营农家乐获得收入，还拥有了资产型分红收入，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从8000元变为了4万元。据村支书说:“以前村里没有人，空荡荡的，好看的姑娘都嫁出去了，现在人都回来了，甚至有8位城里的姑娘嫁到村里来，村子活起来了。”
图3金花村“七彩部落”项目
(三)“四确五定促三变”实践面临的挑战
是否“四确五定”之后，就一定能够促成“三变”？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目标，是做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四确五定促三变”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具体来看，“四确五定”是摸清了村集体的“家底”和“家庭成员”，并把“家产”分清楚的过程，而“三变”是村民从分得的“家产”中获得增量收入，进而脱贫致富的结果。前后两个“家产”之间，存在着价值差，正因为这个价值增值的差额，才让农民由穷到富。那么，怎样获得价值增值，便成为了题中要义。通过走访、座谈和讨论，我们认为，乡村的价值增值，主要得益于产业和能人。因此，选对产业和发掘能人，是“四确五定促三变”实践面临的两个挑战。
产业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产业不仅为农民带来就业机会，还能使得集体资产实现整体性价值增值，让农民获得资产性收入。难点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产业并把产业做起来。对于大多数村庄来说，之前并没有产业基础，此时需要注意开发“沉默”的资源，比如习以为常的“好山好水好风景”、一定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民风民俗类资源，通过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将其与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对接起来，以此培育产业。对于拥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庄来说，往往面临管理、资金和人才跟不上等问题，此时可以引入公司，公司需要寻找生产基地，乡村则需要销路、技术和资金，二者的诉求互补，相对容易开展合作。
要推进以上的产业发展过程，都离不开能人，能人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选择合作方、谈判、产业运营上，需要发挥其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在面对村庄内外利益冲突、内部利益冲突、自身与外界的利益冲突上，需要发挥“道德性”领导力，作为村集体和村民的“守夜人”，为弱势的村民争取和维护利益。对于乡村来讲，能人是无比重要的，但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何发掘能人，有两个思路：一是挖掘在村的能人，以村干部、经济强人为主，或者呼唤本村在外发展的能人返乡，此类能人对家乡有感情，须畅通能人与村庄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能人的付出与回报大体上匹配，不能全都寄希望于能人的“无私”奉献，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二是积极争取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外部能人，这类能人有资源和做实事的意愿，能在乡村产业的发展初期带来切实帮助，但此类能人的在村期限一般为1～2年，须注重在此过程中培养一些骨干村民，在这类外部能人离开后，骨干能够替补上位，乡村产业得以正常发展。
湄潭的农村改革实践，一直在探索中突破、试错和修正，以此构筑制度演进的基础。“四确五定”尝试赋予农户边界明晰、充分排他的尽可能完整的财产权利，并在村集体层面将产权固化，“三变”改革的妙处，在于它立足产业扩大资产增量，无需“抽肥补瘦”，进而由“活”业带动“活”人，以“活”人带动“活”村。在推进“四确五定促三变”实践的过程中，需要面临如何选对产业和发掘能人的挑战，在应对过程中，需要注重结合自身禀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用好多方资源。
(李彦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七、王松良:为了美好生活的大理的“风花雪月”
2019年8月下旬的西南三省八县(区)“在乡村发现中国”“游学”之行，于同行是一个实现跨学科跨文化交流的尝试，于我是找寻生态学与经济学对话之旅。
2010年11月间，在一起参加了海南儋州社区大学的挂牌仪式后，从海口到三亚沿途考察乡土人情的路上，大约被我们自己一天来的所看所思所说所感动，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立兄和我说起他的一个想法，组织类似凤凰台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的跨学科队伍，游学在黄河或长江沿岸乡土山水之间，找一个学生辈后生记录我们的点滴言行，没准一个对中国百年乡土演变的跨学科思考“话卷”就此诞生。我深以为然，并就此开始期待周兄的组织。
光阴悄悄流逝在各自大学的讲台上和行政琐事中，转眼8年过去了也没能成行。然而就在2018年春天，一个人的参与让事情有了转机。周兄和重庆大学的潘家恩又谈起这个想法，执行力超强的家恩就把我们多年前的夙愿在谈笑间兑现了。那年的暑假，他们一行10多人游学晋豫陕三省七区，据说收获满满。我当时因为在加国访学没能参加，自然不能再失去今年的机会。
11天的三省八县(区)行程，让我人生第一次见识西南乡村的风土人情、乡村重建(乡村振兴)，云南大理的“风花雪月”自然和人文双重景观尤让我陷入思考！
(一)相遇大理的“风花雪月”
按照既定的游学行程，我们一行11人于2019年8月27日中午12时从丽江到大理的动车下来，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少年时被金庸武侠小说(《神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中“段皇爷”“段少爷”们激起无限向往的大理土地上，张斌和张瀚敏(她是白族，致力于白族扎染的传承与推广，大家都亲切的叫她“小白”)夫妇热情地在火车站迎接我们。夫妇雇了商务车接我们。他们是我们大理之行要访问的“新大理人”夫妇之一，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对。一上车，热情好客、快人快语的小白就给我们介绍说，大理最著名的不是“段皇爷”“段少爷”，而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具体指“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和洱海的月”。一幅宜人的自然景观立即浮现在我眼前，是啊，一方水土一方人，这里的人和事一定和“风花雪月”有紧密的联系。
在下关镇用完大理传统午餐后，经过2个多小时车程，我们一行来到古民居集群的喜洲古镇，住进了田飞和李果夫妇的“己已巳”客栈。田飞夫妇也是我们本次计划访谈的“新大理人”夫妇之一。
但我们访谈的第一对“新大理人”夫妇居然来自美国。
来自美国的林登(Brian Linden)和宝玉(Jeanee Linden)夫妇在喜洲古镇租用了一座著名的“杨品相宅”古民居，改名为“喜林苑”。一落座，林登就用熟练的汉语介绍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他是美国芝加哥人，父亲是文盲，妈妈初中没毕业，年轻时的林登一边在社区大学读书，一边在地毯公司工作，是典型的美国无产阶层出身。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到北京大学学习汉语，毕业后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中国摄影记者，并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遇到现在的太太。林登夫妇2003年卖掉美国的资产带着两个小孩来到大理定居，做教育投资。他说，大理的历史文化是人类杰作，又基本没有受到外来现代文化的侵蚀。他们决心通过投资的方式保护洱海和白族文化，通过和美国国内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合作举办青少年夏令营和其他文化活动，让美国人知道中国的美丽。除了经营喜林苑，林登夫妇还参与规划设计大理的慢生活乡村，努力让村民融入民宿的开发和建设过程。林登说，他们爱中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他们机会，是教育改变了他们的未来。他们在大理的任务就是对外传播大理文化，也让中国人知道很多外国人也爱中国、爱中国的文化。
图1美国人林登和我们叙说他的保护大理古建筑文化理想“花”
利用一起晚餐的时间，我们顺便对田飞、李果夫妇进行了访谈。田飞夫妇都是学艺术出身，田飞在北京从事图书编辑，2013年到大理古城待了一段时间，发现新大理人与当地人存在一定的“文化冲突”，决心留下来探索这个问题。他先在喜洲镇租了一间民宿做艺术工作室，不久就地创建“己已巳”客栈，放下设计师、艺术师的身份，努力和当地文化和当地人和谐相处。李果1999年曾经到过喜洲，非常喜欢喜洲古建筑的雕梁画柱、圆方栋角，2014年随田飞定居这里。她说，当地人对田飞的称呼从6年前的“田老板”变为现在的“田师傅”，也反映出我们和当地人融合得很好，说明内外文化有融合路径，新老大理人也有和谐相处之道，粘合剂就是“爱”，得爱这里的“风花雪月”自然水土及其孕育培育的传统文化人情，不能一味把它们当作生钱的工具！他们与当地返乡青年张斌夫妇的合作就是极好的例子。
8月28日下午离开洱海边上的周城村后，来到苍山脚下的大理古城的“朴实无华”亲子客栈，客栈的主人就是此行访问的第四对新大理人夫妇——侯一先和乔晓玲。他们都是老北京，10年前他们在北京某知名中学教书，思考“活着还是生活重要”。当意识到自己更在意生活时，2009年侯先生一人徒步跨过独龙江来到大理，觉得这里就是生活的地方。2010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小孩出生，乔晓玲也感到对职业的倦怠，于是在丈夫的促动下一起来到大理，断定苍山下的大理一定是未来新教育(相对体制教育而言)的前沿阵地，他们可以做新教育人群的生意为生。他们在大理古城边上租房办起亲子客栈，取名“朴实无华”，定位是“自然教育”。如今客栈每天都住满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基本上都是为升学拖累的妈妈带着小孩来。他们的生意没有广告和APP，只通过客户的言传身教，以及丰富的“苍洱”自然和人文资源，每天活动不同，比如周一去张斌夫妇的“蓝续”学习扎染，周二让妈妈带着她们的小孩到小白老家周城村后面的深山野林徒步，周三去喜洲领略古建筑的魅力，周四回到苍山脚下的“妈妈菜园”认识和实践农业，周五在客栈听老师讲大理的人文地理。他们不仅和张斌夫妇形成良性互助，与用工最大的当地司机群体也不仅是雇佣关系，而且通过诚实互动，慢慢形成与当地人的信任关系。
在喜洲古镇领略大理的“风”“花”的第二天一早，我们跟着张斌夫妇来到他们在喜洲镇的“蓝续”扎染工作坊，开始对这对我们最早见到的返乡知识分子的了解历程，藉此理解这对年轻的白族夫妻的返乡之旅之艰辛和喜悦，他们是守护大理文化之“月”。
张斌与小白都是80后，张斌出身于洱海渔民世家，2002年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读的是当时很少人知道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到世界宣明会在内蒙古的社区服务站做扶贫志愿者三年。小白则在陕西西安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云南某中学教历史，2008年离开体制教学工作，来到内蒙古加入某国际扶贫组织与张斌共同参加该机构的扶贫项目。后来张斌考入香港理工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做研究助理。两人在北京又待了几年，总感觉自己不属于大都市，决心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创业。张斌加入位于昆明的香港乐施会，小白则回到老家大理喜洲古镇的周城村试图以一人之力保护那里的“扎染”(第一批国家非物质遗产)，几番努力，以自己周城村父母兄弟的老房子为基地，创建“蓝续”，目标是通过挖掘扎染的经济价值，把当地精湛的特别和自己亲密的邻居奶奶濒临失传的扎染技艺传承下去。2017年张斌最终也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小额贷款公益项目，回洱海边上的故乡与妻子小白并肩保护和传承“扎染”，除了家里老房子的工作坊，他们还在喜洲古镇也办起扎染工作坊和门面店，坚持传统技艺和现代设计技术相结合，文化和经济开发，就这样从原先单纯的公益保护扎染转变为产业保护扎染。
图2张斌夫妇在小白父母老房子开设的扎染工作坊
去年张斌夫妇又瞄准大理的另一个传统文化载体——“甲马”，“甲马文化”是大理白族百姓生活经验的“神化”载体，他们把生活中遇到的喜悦(好事)和无奈(歹事)以各类神灵形式加以寄托，借用后者对生活中的好事进行传扬，对歹事加以化解。它是大理白族百姓的心灵慰籍之道，是一种典型的在地文化。为了传承甲马文化，张斌夫妇与田飞夫妇走到一块，他们合作创立“薄技在”品牌，把扎染和甲马两个大理典型的传统“薄艺”有机联合，在喜洲的门店进行挖掘、展示和销售。
图3“蓝续”在喜洲古镇的门面店展示和销售扎染工艺品
(二)让生态学与经济学在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实现对话
西南地区是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象征地，是我国多样的乡土和农耕文化的集大成者。日益快速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和国人对单一经济目标的追求让西南地区的农耕和乡土保护、传承和传播举步维艰。民间对乡村重建的呼吁和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虽然排上议事日程，但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和困境。农耕和乡土文化是农村生计和生活的根基，乡村重建和乡村振兴需要对村民生计和农村整体生活的双重关注，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尽快实现生态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对话。
本次游学团在大理对代表大理“风花雪月”人文内涵的四对夫妇进行了访谈，他们对大理的乡土文化挖掘、保护、传承，无不体现当地乡村生计和生活的有机结合，在挖掘和保护生态文化的基础上，配以一定程度的经济开发有利于发挥当地的非物质遗产(资产)——古建筑、扎染、甲马和自然教育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机制。林登夫妇投入资本用以保护大理乡村古建筑及其文化时，不仅仰赖大理乡村丰富的古建筑之外壳资源，更是仰赖古建筑躯壳下蕴藏的丰富的生态人文文化；来到田飞夫妇经营的“己已巳”客栈和侯一先夫妇的“朴实无华”亲子客栈住下来的艺术家和一对对母子(女)，他们的艺术创造和自然教育所获，不仅依赖这里丰富的古民居艺术，更仰赖大理苍山洱海的“风花雪月”景观和资源；而张斌夫妇也只有找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之道，才能把大理的扎染和甲马两个传统文化瑰宝保护起来、传承下来。他们的“蓝续”工作坊挖掘传统扎染与现代生活融合的新图案和开发新的扎染羊毛衫，让保护扎染有了市场“钱”景；拥有甲马文化第三代传人称号的张师傅几乎已经放弃这个技艺，是张斌他们把他请到“薄技在”，让他安心把传统的400多个甲马图案重新描绘到木头模子上，使他独一无二的技艺重获新生。侯一先说，他们做自然教育不是一味把大理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文化当生钱的工具，他们更注重新旧大理人的价值观包容性，是故，他们坚持通过私人沟通订房，不用广告也不用APP订单！
图3甲马文化第三代传人张师傅正在把传统的甲马神灵刻到木模上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无论对古建筑、农产品还是自然景观的价值认可都是只停留在市场功用方面，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价值，只有实现生态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对话，以经济学方法对乡村生态文化的价值重新评估和兑现，才能让保护和传承有了依托，有了内生的可持续性。通过张斌夫妇、林登夫妇、田飞夫妇和侯一先夫妇的努力，以大理的“风花雪月”自然资源和传统的“扎染”和“甲马”“民居”“农耕”等有形无形的文化资源为载体，形成独特的 “风花雪月”人文景观，提供一个生态学与经济学对话的场所，巧妙地让古老的大理存活下来，“让渐行渐远的我国乡村文化在大理得到复苏是可能的”(侯一先语)！
(三)为了美好的生活
“下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映苍山雪”(作家曹靖华语)，大理既有美丽的“风花雪月”自然景观，又有由林登、田飞、侯一先、张斌等的努力和创新构成的“风花雪月”人文景观，绘就一幅我国乡村的美好生活画卷。
在这个危机和机会同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我们每个个体的人都站到一个重要位置上。然而，熟不知，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位置，而是方向！作为山水景观的大理的“风花雪月”依旧耸立，作为人情景观的大理的“风花雪月”却有待更多的张斌与小白夫妇、侯一先和乔晓玲夫妇、田飞与李果夫妇、林登和宝玉夫妇等持续来塑造。
乔治斯缪尔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确定一条无尽长路的起始方向更值得去做了，而那些被认为是已系统化的决议，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自负和自我欺骗罢了，因此，也只是有那些能真正与身边的事物交流沟通的人才能臻于完美。”
和林登夫妇一起保护古建筑文化，在田飞夫妇的客栈创造艺术，去体验和学习张斌夫妇的扎染和甲马，跟着侯一先夫妇在自然中接受教育，种种一切都是为了追求人类美好的生活——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活。
生活高于一切，自然懂得最多！
八、王茜：反向奔跑——青年深耕乡土的理想与现实
西南之行，于我们而言不仅是透过乡村用脚丈量日益崛起的中国内陆变革，更是深察古老中国历经激荡所裸露的褶皱。路途中，我们曾驻足“长江第一湾”，惊叹长江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腾而下，与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构成的亿万年奇观。由于青藏高原抬升在西南形成巨大的横断山脉褶皱山系，改变了长江走向，使其自西向东奔腾入海，福泽千里，进而有诗云：“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大观”。孰不知，在剧烈阵痛后孕育出了古老中国绵延存续的千里沃土。
千百年来，深耕乡土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沃土立命，乡野安身，从古至今维持着中国这个大陆型国家的超稳定性。在“乡土”构筑起的平面空间和立体空间中，每个人的基底都带有以农耕形态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虽历经高速变革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但古老深邃的文化基因依然镌刻在寻求“乡恋”安宁的理想苍石上，召唤着无数青年反向奔跑在乡野的大路上，不可阻挡，斗志昂扬。
西南中国之行中便有这么一群逆风而行的青年人，在深耕乡土的理想与现实中反复讲述着自己与中国的故事。很幸运在生命中遇到这些在农村寻找不卑不亢姿态的人们，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世界范围内青年人因无法满足现状而涌现出另类街头表达时，理性且建设性的青年探索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在丰富多彩的青年实践探索中，我想从云南大理蓝续绿色文化发展中心的张瀚敏(别名：小白)张斌夫妇讲起。
(一)跨越流动空间的身份转换
“漂”是一个时代数以亿计“流动群体”状态的概称，在每个大中型城市中都有一部分被称为“北漂”“上漂”“广漂”等背井离乡的人群，从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向待建立的社会文化结构过渡的状态极其的模糊和不确定，因与所在地域缺乏财产和亲缘关联，青年群体处于一个暂时性的、不确定的流动空间，是否能实现不同社会结构状态的转换是“深耕”的必要条件。
生于1984年，长在洱海小岛的张斌，从小和父母打渔为生，在哥哥姐姐的支持下，刻苦学习，一路从乡村考学到北京的青年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工作专业。2006年，从小关注乡村发展的张斌毕业后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世界宣明会做扶贫工作，开启了他辗转各地的工作历程，十年异乡，先后在内蒙古、香港、北京、四川、云南从事农村社区发展的项目。2010年，忙忙碌碌的生活使张斌与妻子小白萌发了回乡的想法，但一直缺乏合适的契机。现实的困境、文化的冲击使张斌和小白一直寻求着身份和空间的转换，希望能得以扎根。在和张斌深度交流时，他这样告诉我们：“在外求学和工作时，较多反思发展主义的逻辑，接触到多元化、后现代、自由化等概念理念，开始思考生活的本意是什么？父母、家人等在一起的幸福感、孩子上学、房子等一系列问题冒出来，促使我回到自己家乡，机会和选择都有，打破原有逻辑和选择。这一路都在做选择，从北京—昆明—大理，周边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选择。” 个体选择和寻求转换的背后其实是较长时间现实困境的突破与跨文化场域的重构，即使回乡后，张斌和小白仍然面临着同样的社会文化的融入问题。
在农村里面，普遍价值观还是会倾向城市，家乡人认为张斌读了硕士，进了好的体制系统，现在又回乡，无法实现正规性就业，遭到家乡人的不理解。从离开家乡-外地-回归家乡，早已“乡非故乡，人非旧人”，模糊的身份及价值观冲击着时代缝隙中奋力生存的张斌夫妇，一种结构性的空间重构和身份转换是张斌与小白回乡面临的第一重现实困境。
(二)地缘-血缘-业缘多重资源整合
2013年起，小白先从北京回到云南大理的周城老家，蝴蝶泉边的周城也被誉为“白族扎染之乡”，保留着白族各种传统习俗，绕过周城大青树，古朴幽静的巷道两侧排列着白墙青瓦房，石板路上细如叶脉的石纹还隐约可见，走入街巷深处，一座挑檐飞角青瓦盖顶的特色白族院落映入眼帘，这里便是小白的家，也是她和张斌回乡梦起航的地方。2014年，张斌夫妇创办了大理蓝续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开展扎染和自然教育。
初回周城，在外有多年NGO工作经验的小白夫妇，最擅长的是社区动员，他们先从重建社区关系做起，通过社区走访寻找有传统扎染技术的老人，联系到当地一家亲子客栈，在自家小院和社区内开展扎染自然体验活动。地缘和血缘的链接，使小白夫妇得到了家里及周边邻里老人的帮助。女性在回归社区的过程中，凭借其内在亲和能够有效地动员起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儿童、老人等群体，为融入社群与实现社会文化结构的转换提供了重要基础。
随着深入社区，小白夫妇发现需要深入的推进扎染技术，建立稳固的扎染团队，实现扎染新业态的创新，才能真正的扎根下来。周城扎染历史悠久，近代以来民国是其发展高峰，建国后周城还有扎染厂，1990年代主要做面向日本、韩国、东南亚的扎染品出口，后期很多厂倒闭被卖掉，但留存了丰富的扎染图案。目前周城普遍是化学染，对环境、身体的危害大，品质差、产品单一，造成恶性竞争，很多扎花老手艺人不能继续做，小白夫妇和村内手艺人一起交流如何改变现状。借助云南倡导一村一品和一村一技的契机，培育了2-3位扎染非遗传承人，重新组织了一些老人和原来扎染厂的技术人员学习探讨传统扎染技术。染料、技术、图案及手艺人的整合，加上小白夫妇在款式、产品上的研发，使蓝续能够较低成本的建立起扎根本地的生计。
图1蓝续文化发展中心老人纺布
五年来，蓝续将传统针法和现代设计相结合，丰富产品形式，呈现了很多环保、美观、实用的白族扎染产品。目前，各地的民宿、酒店和商场以及相应的线上商城都非常愿意与蓝续合作，蓝续现在也推出包括家居设计、空间布景、衣服和文创生活用品等。并且开发出高质量的亲子扎染体验课程和扎染专业学习课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村落课程老师。同时建立社区学堂，搭建当地和传统文化的桥梁，提供给白族乡亲了解、接触和学习传统文化的平台。
蓝续的稳定发展，得益于依托本土社区“血缘+地缘+业缘”的整合，尤其是对妇女的专业技能提升和培养，目前蓝续文化目前全职从业人员20名，其中外地工作人员4名，99%都是周城村的女性，平均年龄约25岁；兼职员工有38名，全部是周城村的妇女。团队中的妇女已成为蓝续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
张斌小白夫妇的深耕之路，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农村发展的价值，也进一步促进了很多年经人回乡创业或继续家庭事业的意愿。他们从乡村出发，回归乡村，通过多重资源的撬动和整合重新融入到村社的经济和文化活动中。
(三)发育多元共生的“地方性”与“公共性”文化
农村的社会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成员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生产生活，家庭承担了生产、生活和教育的功能，也通过世代相传维系着村社文化。地方性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和村社，那么婚姻是进入村社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张斌小白夫妇的周城扎根，一方面在于其寻求家庭稳定性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婚姻家庭建立与本地更为深切关联，通过小白祖辈在周城形成的亲缘网络建立起沟通社区的桥梁，能够较快地融入到周城村社中。
在西南之行中，“新”大理人是我们面对的另一类群体。2009年，生态移民和气候移民在大理开始出现，一大批“北上广”的人，陆续举家带口迁移过来，中产阶级的小区在大理古城的周边出现。中产阶级进来之后，生态农业、新教育、禅修修行、咖啡馆等满足新大理人的一些公共文化出现，每一个小的群体形成都比较有目的性，但新移民并没有真正扎根下来，与本地人没有形成互惠共生的关系。
很多“漂”的群体虽然与本地有房产等财产关系，但并没有培育出公共性，也没有融入在地，依然在流动中难以实现身份的转换。小白张斌的探索在于实现了“在地性”与“公共性”文化的多元共生，在发展扎染产业的同时，蓝续致力于扎染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在地社区教育，开展了“爱心进社区”“与春约”“传统节日分享”“山中探春”等一系列的活动。活动次数超过60次，参与者也在不断增加，累计参加的妇女家庭有2000人次，在社区学堂活动中，举办了“蓝续杯”扎染比赛和作品征集等各项大型活动，蓝续以培育公共性来进一步的融入乡土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效应双赢。
此次西南之行，看到他们探索着深耕乡土的经营之道，或许于正在快速行进中的城市化大潮是反向而行，但犹如春风给人带来希望，仿佛在召唤：“你久居闹热滚滚的都城，诗艺呀！人生呀！社会呀 ！已争辩了很多，这是急于播种的春日，而你难得来乡间，我带你去广袤的田野走走，去领略领略春风……”
九、方平：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
万分荣幸，在2019年的盛夏，笔者能与许多良师益友一道，参与“在乡村发现中国”的主题调研。在丰富的行程中，逐渐理解了主题包含的两层含义：其一，研究的起点在乡村，其二，研究的目标是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
中国的乡村，孕育了重要的发展和变革动能。其丰富多元的经验素材，得到本土化研究学者一以贯之的青睐。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许许多多由现代化进程引发的回响。乡村的回响总是掷地有声，以至于即便是在乡村完成的讨论，它的视野与关怀，也能跨越乡村本身，进一步照射出中国复杂、多元且充满可能性的现实。
事实上，发现中国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如何去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能逐步走向复兴的内在逻辑。而乡村的生产生活实践，如何回应市场深化，并与之互动和共生，则成为了理解这个逻辑中的重心之一。
经过在西南地区13天的田野观察，以及之前超过10年的食物研究实践积累，笔者得出的初步认识是，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双重嵌入的转型。借助波兰尼的理论框架，双重嵌入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市场对社会和自然的双重脱嵌，引发社会和自然两方面的双重回嵌的过程。在下文的叙述中，笔者将借助在丽江对种子网络负责人的访谈，以及随后在广西开展的跟踪调研，透过这场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运动，展开对双重嵌入转型的思考。
(一)双重脱嵌：中国种业的市场深化
我们希望，借助对种子的理解，恰如种子本身，从乡村的泥土中发芽，逐渐成长，为发现中国提供重要启示。若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那么，中国的种子必须得到更清晰的定位。
农民种子网络(下文简称种子网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它成立于2013年，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和广西农科院共同支持和推进的非政府组织。此次调研，我们有幸访谈到了种子网络的核心成员李管奇老师。
图1调研团队在丽江与李管奇老师座谈
中国种业的市场深化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70年来，新中国种子产业的发展，随着市场的兴起及深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种业处在扎根于当地资源发展的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科学家两脚插在泥土里，全心全意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他们将当地的种子资源收集之后，形成了农业物种资源库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推动相关的育种研究。
在研究者与农户的互动过程中，市场的力量几乎不存在。国家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将基层的生产一线人员和科研一线人员紧密连接起来。从种子收集到品种选育，直至为以后的杂交种业发展作贡献，很多的研究基于土办法，过程异常艰辛。
第二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兴起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在1978年之前，中国的种业市场以自主技术为主。随着种业企业的逐渐成熟和市场开发，育种技术逐步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先进的技术伴随着工业化农业的话语，以绿色革命为旗号，进军中国。公共育种体系对于农户实践和在地知识的依赖性开始减弱。
第三阶段，以2001年入世为标志。中国的种业向世界敞开大门，市场化推进如火如荼。主流的种业发展还是以技术和市场主导为主。市场深化带来的场景是，中国人餐桌上的食物不断丰富，但食物的品类数量和安全质量，以及背后的农业自然环境可持续性却在大幅降低。在老品种迅速消失的同时，众多的小农户在育种体系的话语权，基本被市场的洪流淹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民无法留种。农户和消费者，作为食物生产和交换的最基本参与者，却失去了对食物和种子的选择权。该趋势迅速演变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食品安全事件，并在一场全国性的转基因食物大讨论中达到高潮。
第四阶段，在2016年以后，国家通过新的《种子法》修正案；同年，由企业主导的品种审定数量，首次超过了公共科研机构的品种审定数量。这标志着中国种业市场深化开始出现质变，其引起的自然和社会双重脱嵌，进入了新的阶段。
市场全权主导的育种研发方式，与之前的公共科研体系截然不同。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正在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地区出现的系统性危机。当种子市场被少数公司霸占之后，食物的控制权掌握在跨国资本手里。他们所倡导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能够阻断农户、土地以及乡村社区之间，在物种多样性、生产生活技能和历史情感上的关联；甚至瓦解农户的传统知识和村庄的文化认同系统；进而，市场深化背后的主导力量——跨国资本——得以构建起以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为核心特征的食物帝国。
(二)双重回嵌：参与式育种的实践历程
种子网络强调还种于民，其本质是将已经被深度市场化的育种过程，重新回嵌于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之中。以参与式育种和种子银行为主要方式，农民种子网络在中国多地的乡村，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中外专家的指导下，广西上古拉、云南石头城、青海民和等18个村庄的村民，重新拾回原有的生产知识，开始了以老品种保育和在地品种研发为重要目标的社会实验。
以参与式育种为例，我们试图还原种子网络的实践历程。在育种实验的第一年，科学家先在育种基地向农户发放种子，农户回到村庄，进行小规模试种。第二年，规模扩大，更多农民可以在观摩第一年实验效果的基础上，参与到品种选育的过程之中；农户对品种的高度、抗病性、生长周期等核心指标进行评分，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应保育的品种。第三年，更多的种子被评分，据此确定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期间，越来越适合当地需求的种子品种被选出来，越来越多的种子数量被收集，存入种子银行。第四年，育种成果多数会被农户接受，同时，新品种会再回到育种基地继续培育；其他区域的农户，来到当地的种子银行，互通有无，进而推进其他区域的品种选育工作。
参与式育种的核心理念是还种于民，它实际上改变了品种审定与农户接纳的关系。与传统市场化的育种相比，体现出三个具体不同点：第一，育种进程由农民和育种专家共同决定。这个进程，通过构建土地、物种、环境、村民、科学家、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直至组织农户与其他村庄的农户互动，重新塑造育种过程与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关系。第二，具体的育种过程从实验室移到了田间。科学家和农户之间的直接沟通，降低了农户参与门槛，同时，农户借助政府和科学家的话语，以及种子网络等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实际帮助，提升对种子选育、农业生产、当地生态环境，乃至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第三，实际生产的品种体现了在地化原则。选育的品种可以适应当地的具体环境，并符合当地人对于食物的传统需求取向。虽然种子种植适用的范围仅限于本地，若超过相应的区域，其生长性状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但这恰恰说明了物种在地化的价值，而且在不同区域之间，种子具体选育的过程，可以相互借鉴和复制。
图2调研团队在更丹屯与三叉村代表黄英莲以及外国专家座谈
在与农户的对谈中，笔者能够看到，大家对于参与式育种的热情发自内心。很多农户对于重现老品种的多样价值，具有深刻的认同感。从农户们认真的笔记，互动之间的言语音调，以及脸上自信和喜悦的表情，能够清晰地体会到这种认同感。
例如，在种植稻米时，农户通常只将自家留的种子作为晚稻种子，进行种植。这是因为，晚稻的种植时间更长，口感更饱满；而且，选择当地的老品种，往往意味着口感更独特。事实上，农户对味觉的强调，凸显了他们对于当地稻米品种的深层次心理体验和情感寄托。对成长环境的依恋，对淳朴乡风的传承，对传统农耕系统和村落文化的自豪感，以及由此形成的更复杂、更深刻的故乡归属情结，就是农户寄予老品种身上的那份对美好乡土生活的向往。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对种子的需求，与市场所主导的需求，并非同属一个行动逻辑。或者说，主流的经济理性和市场需求效用理论，很难对此进行完整的理解。
反复体会农户与种子重新建立的联系，最重要的发现，是他们行动所引发的改变，承载了自然对于市场的回嵌，以及社会对于市场的回嵌。还种于民，让种子的多重属性开始回归，并形成多元价值，被参与其中的农业生产者所认同。
具体的表现形式也非常丰富。农户在科学家的指导下，开始系统性地拒绝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选择有机的种植和养殖模式，这对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环境，具有标志性意义。同时，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人与土地、社会之间的裂痕，被种子重新缝合，促使有价值的社区认同感开始回归。农户与农户之间重新建立起信任，并开始长期合作。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这种同时叠加了熟人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合作模式，是非常可贵的体验。
图3调研团队在更丹屯与种子网络代表座谈
换个角度看，参与式育种对种子市场的核心利益，以及占据主导的权力主体而言，是一次颠覆式的冲击。在市场主导下，种子身上所有的多元价值，包括它原先所蕴含着的文化、地理、自然、社区教育，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种种丰富内涵，被货币收入最大化的行动逻辑所剥离，唯一剩下的只是逐利。只有符合逐利目标的品种，才有资格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和科研资源。
种子市场常常以无限市场的方式出现，权力中心所能汲取的利益网络，可以漫无边际地生长。而生产者和消费者则互不相识。他们在食物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当中，无需为种子本身的命运负责，也就无需为种子依附的自然环境负责，更无需为种子所承载的食品安全负责。而在种子网络的实践中，跨国种子公司的利益被重新归还农户。这个局面已经改变了利益蛋糕的分配格局，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和对应的科学家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改变。
但参与式育种的内在价值其实更深入人心。种子网络通过一步步地分点推进，让科学家能扎实地开展工作，并选择让农户自己认同自己的互动方式，鼓励所有利益相关的主体，都参与到育种进程，展开自己对当地种子和土地的关联的重构，在反复的摸索中，深化对种子和家乡的关联。而农户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过来又能够形成新的社会知识，在种子网络的帮助之下，产生基于在地知识和文化背景的科学话语体系。
构建这种另类科学话语体系是极其难得的，毕竟它要对话的对象，是跨国资本所主导的食物帝国。但这种改变，的确同时发生在欧洲和全球其他地区。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研究，以及拉丁美洲多国参与的食物主权运动中都有所体现。替代性的尝试，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印证。换句话说，种子网络的实践，再次验证这种具有双重嵌入的社会运动，正在为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新的认识视角。
(三)双重嵌入：还种于民与中国乡村的巨大活力
种子网络的尝试，形成了认识中国所必需的实践感，也促成了种子繁育过程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关系回嵌，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还种于民的双重嵌入路径。在种子生产和交换的场域之中，真实地还原了食物、自然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深刻连接。它不仅仅是源于市场的逐利原则，同样也要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关系。
同时，种子网络的实践具有可推广的价值。它们选择的试验点，往往已经有自发的农户组织。在参与式育种实践的激励下，能够实现有效的组织扩张，并进一步稳定其内在组织架构，促进农户自我组织能力提升，进而有效收集和梳理传统生态文化知识和人文技艺，继承和发展传统农业系统的深层次智慧和价值。在市场深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组织形态，能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发展理念和模式。
这个模式的生成，也恰是中国乡村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体现。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中国的乡村承载了太多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性。农户的可持续生产实践，及其对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的回嵌，在市场深化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绘制出一幅多元而多彩的图景，体现了双重嵌入的转型进程。而复杂性和多元性所蕴藏的可能性，迸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这也许正是双重嵌入的转型动力来源。
当1998年“锵锵三人行”开播的时候，我们萌发一个中国农村跨学科巡游的“三人行”主意。无奈，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延宕至今，发现欠缺的，只是一个决心。决心一下，应者云集。三人已是不足，遂有九人行也！中国发展经验，无疑是独特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乡土中国，已然转变为城乡中国的基本格局，让我们更需要在乡村发现中国。单一学科和单一视角，如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终是井口那一片天。然一隅之得，亦可成就众人之识。多学科多视角的跨学科调研与对话，成为我们在乡村中重新发现中国，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规律的共识。早萌的春芽儿，期待在夏日调研中，绽放一树繁花。联合调研组于2018年7月10—20日在晋豫陕三省七个县区进行调研并于9月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总结交流会，取得良好效果。2019年8月，我们如约再出发！一、周立：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人是能动主体。一方人不仅被动地接受一方水土的滋养，还能主动地造就一方水土。此次“在乡村发现中国”西南行，去了三省市八地区，到处能听到一方人在一方乡村做事，最终造就一方水土的故事，到处能看到一群群有担当的人，在一方水土上不断耕耘，最终改变了乡村衰落面貌的景象。(一)西南三省市行程在第一站重庆的北碚和璧山，我们看到潘家恩等重庆乡村建设同仁，以极大的热忱，促成了在西南大学和重庆市北碚区推动百年乡建的各种展览和历史资源发掘，看到了璧山档案馆同仁，把80年前的华西试验区及兴隆场，以一张张史料档案展示在我们面前，也看到晏阳初老先生领导的华西实验区工作团队，用目前我们依然望尘莫及的工作热诚和科学方法，记录下一幕幕1940年代的川东百姓生活片段，以及百岁老人伊莎白女士笔下兴隆场的死而复生。相关的讨论，可见潘家恩博士的文字《走进乡建北碚》，以及狄金华贯穿全程思考的文字《西南乡村发展中的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在第二站贵州的遵义和湄潭，看到遵义会议时红军队伍“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转折担当，以及领导权的重要性，更加看到一大群湄潭农村改革试验人员，和七个村调研中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企业家的责任担当，以致湄潭试验的经验三进中央文件。最近的“四确五定促三变”的改革经验，更加有可能成为小岗村40年前大包干那样的划时代标志。这些记录，可见张聪先生《从海归视角看乡建与新移民》的部分记录，以及李彦岩等人的后续记述。在第三站云南的丽江、大理，以及之后我们夫妇参访的楚雄和昆明，更看到一大批扎根多彩云南，改变乡村面貌的人士，如在丽江老君山傈僳族地区做村寨银行等多个环保项目的邓仪老师领导的健康与环境项目(H&E)团队，在丽江金沙江流域4个山地村落推动传统种子和知识保护利用的“农民种子网络”团队，在大理经营文化旅游的五对夫妇(喜林苑客栈的美国人林登夫妇、己已巳客栈的川美艺术家田飞夫妇、四十英尺民宿中年换道的陈真王丹夫妇、朴实无华亲子游学的北京教师侯侯悠悠夫妇，喜洲蓝续的大学生返乡青年张斌张翰敏夫妇)，他们作为老外大理人、新大理人、老大理人，一同合作成就大事。王松良教授《为了美好生活的大理的“风花雪月”》，王茜女士《反向奔跑：青年深耕乡土的理想与现实》，方平博士《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等文稿，记述了这些丰富多彩的深耕田野人士的实践，我在下文也将记述其中一些片段。有心之人，成就有为之事。我且以丽江老君山的邓仪团队和他们的村寨银行，来说明一下主人思维、仆人思维和管家思维，看看一方人如何造就了一方水土。(二)丽江老君山的村寨银行丽江老君山的邓仪老师，带领了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H&E)的团队，在丽江玉龙县4个乡镇(九河乡、石头乡、黎明乡、巨甸镇)8个村委会，服务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普米族、藏族、汉族等7个民族，开展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等一系列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公益行动。我们此行访问了黎明乡黎光村等老君山的傈僳族地区。看到学习并超越国际发展理念的村寨银行等项目，通过不断地进行本土化尝试，推动了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学习为特征的内生式发展。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轮谈话和一个现场。一轮谈话，是邓仪老师谈他1987年投身环保事业以来的四阶段变化，以及该项目负责人耿得安对H&E项目的介绍。1987年邓仪从贵州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到贵州草海试验。运行的第一个模式，就是来自境外小额贷款经验的 “村寨基金”，其目的是帮助村民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但随着项目的深入，村民还贷积极性越来越低。邓仪认为问题在于“项目运行主要依赖项目官员的强势介入和监督，而非基于村民自主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2000年，邓仪离开草海，在贵州毕节、内蒙古阿拉善、云南老君山，不断在各个地区和村落进行反思和实践，对“村寨基金”模式不断改良。可持续性大大增强，比如在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素朴镇古胜村，“村寨基金”已由村民自我管理和运营十余年。在内蒙古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邓仪主持的19个嘎查(行政村)的大多数“村寨基金”项目，也运作了十多年。但即便如此，邓仪认为仍有不足，他反思了前三个阶段，认为这些项目的内生性不强，外来力量和资本强权，常常主导了项目运作。他举例说了草海模式开启的民主尝试，“看似走得很前瞻，村民从保护中得到帮助，可都是国际组织、专家、保护局、媒体、保护机构在说话，村民没说”！虽然外来实践者并不是野蛮介入，很愿意与村民结成互助伙伴，但外来实践者事实上成为了项目主体，其设计左右着人地关系。他又举例由国内著名企业家群体发起的阿拉善基金会，其资金配比和规则制定，当地百姓的参与明显不足。其“村寨基金”为政府、NGO、农户三方共筹，农户筹资的比例往往不到资金总额的二分之一甚至更低。项目社区百姓缺乏话语权、参与程度低，自主性就缺乏。2010年起，邓仪毅然决然离开阿拉善，带领团队在云南丽江老君山区，做增强自主性的“村寨银行”尝试。这种模式内生于村寨传统，力图使村寨发展和环境保护形成一个互为促进的共同体。公益机构设定了明确的项目目标，让村民长期进行自我运作、管理和监督，以严格遵守契约。邓仪团队在老君山推出的，是“村寨银行”和“产业合作社”两个项目。为促进村庄自主成长，“村寨银行”设定五个原则：第一，每户村民机会公平，自愿参与，愿意就来、不愿意就罢；第二，资金匹配原则，外部机构出资不得高于村民出资，保证村民的绝对主体地位；第三，1 /3借贷原则，每轮只有1/3社区村民可获借贷；第四，村民须自我管理，等待贷款的其余2/3村民，是主要的观察、管理和监督者；第五，遵守契约原则，违反则负担赔偿，公益机构也有权撤回资金。长期以来，村民习惯于“等、靠、要”，在这一堆原则下，一开始并没有多高参与意愿。但邓仪老师和项目工作人员就泡在村里，不走、不催、不逼，和社区百姓聊生产，谈生活，解难题，耐心沟通理念。日久见人心，和村民建立信任后，村民便渐渐理解、愿意尝试投入了。图1是H&E推动签约的第一个村寨银行项目。2010年12月，三江并流地区新房村村民共商共签，与村寨银行捆绑，做出了封山育林决定。这份按了31户手印的决定，是丽江第一份关于环境保护的“村规民约”。田地林草承包到户后，许多乡村地区陷入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剧”，公共产权的林草地被无序砍伐、过度放牧，生态退化。同时，由于林草等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性与产权明晰改革的强制分割到户，也带来林草地生产超载过牧，集中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私地悲剧”。需要回归到社区，利用奥斯托洛姆等人所言的“公共池塘资源”，实现多中心和自主治理。图1社区村民共商共签封山育林保护环境条例(H&E耿得安提供)然而，中国的情况毕竟不同，西南少数民族山区，更有自己的特殊性。尊重文化传统和村民自主选择的理念，使得村寨银行的很多约定，超越了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背景下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如这份村规民约有激励，有约束。其中的第四条是：“对共管山护林有功者赏50元人民币，其资金由村寨银行利息支付。”第五条是：“在封山育林期间，如果发现本村寨农户有偷窃现象，照价赔偿外，不予以借贷项目贷款一个周期(即3年)，性质恶劣者，将永远不能享受项目贷款。”第六条则明显是只能由当地村民才能提出的惩罚性条目：“未参加村寨银行农户有偷盗现象，如被抓获，除没收其产品外，全村农户将在其自留山上砍还5倍以上林木。如果性质恶劣，提交上级林政部门予以严厉处分。”外部资源与内部治理结合，文化传统与现代制度结合，使得这份村规民约，有威权治理与民主治理相结合的本土特色。经过十年努力，H&E项目覆盖了8个村127个小组(见图2)。有49个小组做了社区自然保护项目，保护地达到了1.83万公顷；40个小组的984户农户参与了村寨银行项目，资金总额达到了192.5万元。项目虽然不大，覆盖面积和人群却是很广。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效果良好。图2H&E的社区自然保护地和村寨银行项目一览耿得安还向我们介绍了若干村寨银行项目。如三江并流原始森林保护项目团队，引导了石头乡立苴村小桥头组46户人家，达成协议，依次在“小桥头组封山保护与村寨银行联动项目协议书”上签字，盖手印，上交了林权证。按照协议约定，每户村民入股1000元，46户共计46 000元。团队按1∶1的比例配套注入46 000元公益款，小桥头组就这样拥有了9.2万元的项目本金。入股的村民通过公平抽签(见图3)，平均分3批进行借贷，第一批15户村民可获得6000元贷款，期限为一年。第一批村民还款后，第二批村民再进行借贷，以此类推。村民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发展种养殖、供孩子上学、盖房、看病等，资金使用前提是不能破坏生态环境。邓仪补充说：“如果一个人违反约定砍树了，他的林权证和自己交的那1000元本金就会被扣下，严重时同村村民的借贷资格也会被取消。谁也不敢冒这个险。这种机制建立了，村民之间有制衡，就能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图3村寨银行抽签现场(H&E耿得安提供)邓仪老师特地带我们去看了堆存米小组村寨银行借还款现场，让我们有机会体验傈僳族村民的生活和村寨银行借还款过程。我们在黎光村村民家住宿了一晚，并跑山路看了村寨银行到期还款和二轮借款过程。这使我们直接感受到本土化自我约束机制的内生动力所在。按照村民的传统习俗，青蛙、蜜蜂等当地的野生动物，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青蛙提醒农时，蜜蜂意味好运，村民保护生态的意识，是深深嵌入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的。比如，若蜜蜂飞入自家衣橱做巢，那这家人会很高兴地欢迎蜜蜂，将衣橱让出来给蜜蜂。邓仪说：“蜜蜂来了，村民就供着，这是因为他们把蜜蜂作为运气的代表供着。也就是说，养蜂对他们而言是伦理，而不仅仅是赚钱。”黎光村不远处，就是滇金丝猴的栖息地，村民认为金丝猴虽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和村民没有关系。村民愿意在自然保护条例中加入条款，保护青蛙，因为当地村民通过青蛙叫声，来判断农时，安排稼穑。黎明乡黎光村村规民约中，有禁止捕青蛙的规定，捕青蛙每次罚款1000元，给予举报人600元奖励。这产生了强大约束力。文化传统，也促使村民履行村规民约。合作社理事长、村支书蜂金龙对我们说：“村民要生活，不可能不砍树。我们傈僳族的文化传统，砍了大树之后，上面要压上一块石头。表示这是被石头压断的，不是被我砍断的。怕遭报应。这也是一种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我们基本上现在也有。”更重要的现场感，来自村寨银行第一轮还款和第二轮借款的交接图景。看到村民们自发地聚集在村组长家里，井然有序地进行还款借款，让人印象深刻。邓仪老师的团队只作为观察员，在旁边喝茶嗑瓜子，所有过程都由村寨银行参与者自主完成。“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之所以能够落实，是因为有了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比如，三分之一的人借，另外三分之二的人等着借(下两轮是他们借款)，就使得众怒难犯。曾有一家拖延一天还款，他们执行了社区制定的约束条款，参与村寨银行的全体村民去上门喝茶。对于农村熟人社会来说，这是非常丢面子的事情了，若有个别碍于情面不愿参加上门喝茶者，则要被扣除一定的钱补贴给其他村民。在其他村里，也曾出现过违背“禁用农药”禁令的农户，他们的一个办法是，集体决议不参与这家的红白喜事，这相当于将这户人家逐出了社区。强大的社区压力和声誉机制，使得背约要面临巨大代价，守约文化就慢慢建立起来了。至于借贷利率，由各村寨银行自定，通常只有4%。利息用途，也由村民自定。比如，我们去的这家村寨银行参与者决定，不将利息用于修路，而是买饮料喝。原因是参加者不想让不参加村寨银行的少数几户搭修路的便车。他们的认知在这个水平上，就按着这个水平来。我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讲国际组织推动的农村快速评估(RRA)、农村参与式发展(PRA)、多中心自主治理等时髦的方法，在这里一方面完美地落了地，另一方面又明显被超越了，洋泾浜？变成了土疙瘩，更有了生命力，有了本土化色彩。图4村寨银行借还款现场(三)由仆人思维、主人思维，走向管家思维2019年4月，我在雄安大讲堂的讲座中，曾和专注农牧创新技术的牛志刚先生，讨论仆人思维、主人思维。他提议中国人应走出跪倒在地的仆人思维，走向人生赢家的主人思维。我不愿意否认仆人思维和主人思维的必要性，但他们各有利弊，就提议要以管家思维来超越仆人思维和主人思维的讨论。管家思维着重管理事务，经营人生。毕竟，我们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呼吸心跳，也不能使自己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了。我们更不是孩子、房屋、工作场所及一切事务的主人，不能随意指使。当然，我们也不是这些人和事物真正意义上的仆人，不能成为孩奴、房奴、工作奴等。我们只是受托，管理自己的身体、家庭、工作等一切事物，是一个管家。有一段主仆对话如此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路加福音12:42)这段话对所有人的身份，有一个清晰定位——管家。管家的角色，就是好好管理，按时分粮。对于好管家，有两个要求：忠心、有见识。此行西南见到的有心之人，多为忠心之人。成就之事，都是在有见识的基础上完成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名言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自比为神的哲学观，暗含着对古希腊神学的反叛，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那神意当然要靠边站。故此，普罗泰戈拉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比如问题晦涩，人生短促。”他之所言，挑战了神权，将人抬到了万物主人的位置。1835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问世，在欧洲掀起了民主社会和等级社会的讨论。民主社会更像牛志刚先生所言的主人思维，自由自主地决定所在地区事物。等级社会(对应当时欧洲的贵族统治)更像仆人思维，阶层固化，使得普通平民没有机会，多数情况下也不寻求阶层的跃迁。托克维尔也展开了主人与仆人角色的对话。老子在《道德经》言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能抽象出普通百姓只是“刍狗”，天地圣人为万物主宰，里面也有主人和仆人思维的讨论。这些讨论，能够充分说明一方水土和一方人的关系吗？此行西南，我认识上的一个更新就是：人生在世，不是主人，做高高在上的“万物的尺度”，但可以有主人思维，毕竟人有自由意志，有能动性。也不是仆人，和万物同做“刍狗”，但可以有仆人思维，毕竟人要顺应基本的天道(如自然规律)，人道(如社会规律)，违者必自毁。但更重要的是，人是一位受托者，是管家，受托管理自己的身体、灵魂、家庭、工作，甚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需要做那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成为有心之人，成就有为之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二、潘家恩：走进乡建北碚“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2019年为西南三省行，首站选择在重庆北碚这个近代乡村建设的集大成之地，可谓意味深长。乡村振兴在党的十九大上被提为新的国家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要讲好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回溯历史，广泛存在于20世纪中国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立足国情与乡土脉络，包括张謇、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在内的著名知识分子或实业家，他们通过回归乡土脉络并整合各种建设性力量，在乡村基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创新探索，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厚重的历史经验，是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近代北碚不仅是卢作孚及卢子英等诸位先贤历二十余年心血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同时还是借鉴张謇南通建设经验，汇聚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民国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综合平台。在对北碚乡建进行聚焦前，先简单讨论下近代中国的百年乡建。(一)近代乡村建设的百年探索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开始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人口主体的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严峻的“三农问题”，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作为一场知识分子参与并直接回应“三农”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 虽然进入今日公众视野的历史乡村建设屈指可数，但据当年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呈现出“群体性”和“多样化”特点。可以说，乡村建设并非孤立个别的现象，也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由时代的需要与环境的刺激与文化的变动所引起，是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其充分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是在乡土自觉和社会参与中不断形成的民众民间建设史。正如梁漱溟所说：“乡村建设，实非乡村建设，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剧烈转型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乡村破坏”，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乡土重建”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其不仅由农村“被落后”的现实促成，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因此，乡村建设不限于技术层面上的单一回应，也不只为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它直接关联着中国近现代的转型与剧变，其推动者是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学生、市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内容形式也常因阶段和目标的不同而充满差异。图1乡村建设不只在乡村发生，图为《青岛市乡村建设月刊》创刊号封面(1933年)也可以说，乡村建设作为“去乡土化”普遍趋势下的“再乡土化”探索，在内容、形式和效果上充满差异，多体现着国情意识与乡土自觉，并有以下基本内涵：与乡土紧密结合并充分互动，促进各种发展要素向“三农”回流，努力改变乡土长期被当作“问题”和“对象”的状况，对乡村遭受破坏和不可持续困境进行积极应对与创新探索。图2乡村建设动员大量知识分子下乡，并提出“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图为部分都市知识分子初到河北定县乡村(1930年代)(二)北碚的乡村建设经验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其于1925年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航运企业。作为著名历史人物，卢作孚常作为“中国船王”而为世人所知。实际上他还是民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先驱，早在1929年他就在北碚撰写《乡村建设》长文，从意义、乡村地位的重要、乡村的教育建设、经济建设、交通建设、治安建设、卫生建设及乡村的自治建设八个方面对乡村建设进行完整阐述，该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以乡村建设为名的最早系统论述。图3卢作孚在北碚撰写的《乡村建设》(单行本，最初发表于1929年)1927年卢作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特组峡防局局长，据此开始了以北碚为中心、辐射周边区域的乡村建设探索。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努力，把北碚从一个穷僻杂乱的山乡建设成被陶行知誉为“新中国缩影”的模范实验区和具有现代化雏形的花园城市。这种巨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首先，各种建设事业离不开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除北碚外，如河南镇平彭禹廷的乡村自治与乡村建设实践也都是从“自卫”和“剿匪”开始。可以说，通过“和平红利”，获取增量资源，才能克服各种现实困难，赢得建设的条件与基础。在卢作孚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之前的北碚，因其位于四县交界而处于“四不管”地带，匪患、各军阀势力角逐。“北碚试验”强调整体发展，按照卢作孚的说法，其理想中的北碚是“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因此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相互支撑的综合发展，同时以整体性的“城乡一体”为规划建设的基础与单位。图4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全图(1940年代)具体做法上，“北碚试验”通过化匪为民、改良土壤与社会整合，促进矛盾冲突的转化来完成社会治理，使得北碚的社会环境发生相对于 “乡绅劣化”“农民匪化”“学生非农化”“社会剧烈分化”来说的逆向转化，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并促进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参与，在“割据政治”中做各种平衡，进而获取社会红利。然后，利用“和平红利”，即让产业资本及各项建设的收益留在当地，在缺乏足够资源的情况下，采用了某种“劳动替代资本”或“内向型原始积累”的方式以实现低成本的北碚建设。比如，卢作孚对峡防局士兵进行整训中，就明确提出“寓兵于工”的口号，峡防局常备队、手枪队及学生队、模范学生队、少年义勇队等除肩负峡区清匪防盗、维护治安之责外，还参加社会服务和北碚地方建设活动。图5修建北碚平民公园的峡防团务局学生队(1930年)其次，除以上相对“消极”的收益外，“北碚试验”还努力获得各种“积极”收益。其独特的建设资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各种地方化的“社会经济”在与乡土社会深度融合后所实现的“资源回流”。如果说前述“化匪为民”为政治和社会上的逆向转化，此则为经济上的逆向回流。卢作孚出生寒门，民生公司靠借贷起家，其所领导的“民生实业”同样身逢乱世，之所以会有如此“超额”收益，除其经营有方外，因为该公司不是一般的企业，而是中国早期本土的“社会企业”——民生公司的创立宗旨即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其以社会改造和社会服务为目标，也即相对于“经济利益最大化”来说，其所追求的是“综合受益在地化”。而在发展过程中，其直接面对并努力解决包括社会失序、资源外流等在内的社会问题，最终实现社会和企业的双赢。图6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1926年7月28日首开合川经北碚至重庆的嘉陵江航道在经济环境不利、外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民生公司借助与本地乡土社会结合的方式，降低成本、转化危机、化解风险，让经济回归社会，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和外部资本剥夺，避免资源外流。与此同时，一方面，通过与社会教育的紧密结合，社会事业也利用经济手段进行高效率的组织与建设，进而成功构建起低成本、符合乡土社会需要的治理结构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通过让资源回流以支付文化、教育、交通等各项建设成本，优化发展环境，为社区成员提供各种福利，增加社区成员感以确保村社理性与内部化机制的更好发挥，进而克服工业化进程中过度分化及城乡、工农业发展不均衡等常见问题，实现社会治理与建设事业的良性循环。该点除北碚至今都让人惊叹的各种建设成绩外，陆续也得到档案史料的佐证，比如根据最新发现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试验区档案记载：“(北碚)管理局摊派很少，一切建设和学校开支大都向和平煤矿、天府煤矿、大明厂等挪借。”(《农家访问记》1949年7月9日，参见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华西实验区全宗，档号：9-1-5，第22页)由此可见，北碚管理局的乡村建设经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地化”企业，二者配合发展，相得益彰。可以说，通过将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有机结合，卢作孚实现了“实业救国”与“乡村建设”的完美融合。其以经济作为手段，社会作为目的，在没有好环境的情况下，通过和平红利，化匪为民；在没有好人才的情况下，通过教育训练，寓兵于工；在没有好资源的情况下，兴办各种社会企业。在发展壮大企业的同时，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北碚试验”。(三)百年乡建的汇聚与传承经过长期持续的努力，北碚乡村建设取得了卓越成绩。到了抗战时期，大量文教和科技界名人纷至沓来，形成“三千名流聚北碚”的壮观景象。这也让北碚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重镇，“东方文化的诺亚方舟”的美誉由此而生。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北碚，1948年北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图71940年，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建于重庆北碚歇马乡。不设围墙的校园与周围乡村融合一体。图为乡建学院农学系学生田间实习与其他民国乡村建设试验比较起来，“北碚试验”除了持续时间最长，同时与地方及各界互动最多，集群性最强。1940 年，晏阳初在北碚创办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与此同时，陶行知在北碚创办育才学校，梁漱溟在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使北碚成为乡村建设的集大成之地，有着全国最为丰富的乡村建设历史资源(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嘉陵江乡村建设旧址群”位于北碚)。漫步在今天的北碚，依旧能触摸到半个多世纪前卢作孚探索乡村建设的各种印迹：北碚还保留着他在抗战时期用沦陷城市命名的街道名字；由他从上海带回的梧桐树苗，如今已经绿荫如盖；当年最美的平民公园和温泉公园，依旧游人如织；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慧宇楼里，依旧承载着研究和传播知识的重任。为了继往开来，2012年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正式成立，以北碚为封面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北碚乡建记忆》相继出版，在这片卢作孚曾付出过无数心血的土地上，更多人正前赴后继、继往开来，重新谱写新的篇章。(潘家恩，重庆大学高研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三、张振：历史乡建研究：片思断想2018年暑期的第一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联合调研，于我虽不能至，但却心向往之。未曾想到，2019年能够有机会参加调研，跟随诸位师友一路学习。这个过程中，我实在获益良多。限于篇幅，在这篇短文中，我想集中交代关于历史乡建研究的一些不成熟的片思断想，以期抛砖引玉，求教方家。调研的前两天，团队参观考察了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北碚历史文化陈列馆、重庆璧山档案馆“华西实验区”档案，并赴贵州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对应这一安排，团队也组织了两次专题讨论：“乡建与现代中国”及“革命与现代中国”。作为20世纪中国两种不同的政治路向，两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潘家恩认为，“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且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然而很多时候被二元对立起来，内在联系被切断”，但事实上两者之间“互为表里”“互相转化”“隐现交错”(1)潘家恩.重思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强调乡建与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重叠，也成为潘家恩近年历史乡建研究的中心。但同时他也强调，展示两者间的重叠并非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视野或历史视野，将乡建及革命同时作为“20世纪中国经验”(钱理群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理解。受教、受益于潘老师及调研团队师友的研究积累，对于这一问题，我也试图贡献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第一，关于“乡村建设”这一范畴的界定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进路问题。如潘家恩指出的，本次调研的首站重庆北碚可谓近代乡村建设的集大成之地，汇聚了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民国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但同时，汇聚于北碚的这一“多样性”也提醒我们，“乡村建设”在20世纪并不是一种有着自身清晰边界的思潮与实践。对于以“乡建”加以指称的那些复杂历史经验，结构性的宏观归纳和把握是必要、重要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不同的经验背后往往存在各自不同的思想脉络。例如，潘家恩与温铁军以“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百年乡村建设”三个范畴，架构了一个整体性、语境化地理解乡建的起源与展开的宏观历史框架。不过，如果更进一步，我们同时也会发现，乡建中那些代表性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瞿菊农等，其各自走向乡建的路径及理解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广大的乡建实践者的思想经验亦是纷繁多样。那一被指称为“乡建”的思潮和实践的形成，本身复合了多重思想—历史脉络。以梁漱溟为例，梁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思考的形成，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思考轨迹紧密相关，而后者又密切扣连着清末以来的多重脉络。从这里看，在结构性的宏观进路之外，一种聚焦在思想、实践、论争等更加具体的层面的，较为“中层”或“微观”的思想史研究进路，对于理解历史乡建是有意义和十分必要的。图1“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2019)成员参观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进一步，如果说现有历史乡建研究对革命与乡建之间关系的论述主要在社会实践或制度探索层面展开，那么这种思想史的细致描绘，除了可以增进对人物、思想和历史逻辑的细致把握之外，也能够打开在思想-哲学层面理解乡建与革命之间复杂关系的空间。图2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与实践对理解20世纪中国经验有重要意义在本次调研的第二站，团队集体重访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转折之地贵州遵义。从北碚到遵义的空间变换，同时也是思考主题从乡建到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的转换，本文的第二个问题亦从这里延伸出来：在突出乡建与革命两者之间相通与重叠之处时，若不同时也将两者之间差异纳入视野，那么是否会有以乡建“裁剪”革命的可能？再以梁漱溟为例。梁在20世纪30年代曾提出“铁钩与豆腐”“自毁与他毁”“武力没有主体”等命题。这些命题事实上抓住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并触及到乡建自身的内在悖论，这无疑显示出梁漱溟的思考的敏感与深刻。但同时，梁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矛盾与犹疑——梁在1935年称之为乡建运动所遭遇的“两大难处”——也确实显示出他与革命之间的距离与差异。从这里说去，中共的“人民战争”“群众路线”等政治范畴及其对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正包含了对梁的“铁钩与豆腐”“自毁与他毁”“武力没有主体”等问题的历史回答。既然“革命”的这些独特经验是乡建所缺失的，那么强调革命与乡建之间相通性的研究取向，可能会将这些独特经验排除于历史视野，导致一种对革命的“去革命化”理解。图3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曾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后来他追忆，两人谈话十分顺畅愉快，但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把乡建与革命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来理解，将乡建作为理解普遍性问题的中间环节，即不是要把乡建固定为“知识”而是希望以乡建为“方法”，那么，在强调两者之间的相通性这一进路之外，注意两者之间的差异，并将这一差异转化为更进一步的认识论环节，同样也是一种有意义的进路。在这方面，贺照田的梁漱溟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2)参见贺照田. 从梁漱溟的视角看现代中国革命. 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6期；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梁漱溟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 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三，与上一点相关，乡建与革命之间的差异，或“要不要触动根本性问题”，或乡建的“保守性”，无论在历史还是当代，都是左翼学者批评的焦点。在本次调研的丽江站，这也成为团队与致力于种子资源保护的“种子网络”座谈的中心议题之一。如上所述，历史乡建在这一点上的“盲点”确实需要承认和思考。但不应忘记，这一承认和思考的两个前提是：革命确实在历史中走向了胜利(一种“成王败寇”的逻辑)；研究者作为后来人对历史各阶段的充分把握。这主要是说：承认乡建“保守”、有“盲点”，是以革命的理论与历史实践为预设尺度的；但是在当代，地方的与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的历史经验对当代社会问题而言，与其说具有直接的适用性，不如说，其遗产同样需要经过特定的转化工作才能被加以“继承”。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后来人，在思考乡建与革命之间关系时，在通过历史来思考当代现实问题时，是否必须预设这样一个潜在尺度，是值得讨论的。进一步，“革命的历史经验”是什么，本身也不是自明、直观的，毋宁说是一个需要仔细认知和发掘的对象——贺照田近年的研究工作已经提醒我们，历史当中不同时期的思想人物对于历史经验的直观式的、缺乏自反性的认知方式已经导致了无数令人扼腕的结果。相比于将革命在历史中的成功经验直观性地仅仅归结为(作为乡建“保守性”之反题的)“触动根本性问题”，更可取的研究进路也许是，更仔细、谨慎地去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背后，那些未被有效地发掘、整理和表述的环节和因素是什么。如此亦可以打开以下这一问题进路：乡建在历史展开中所积累的多样经验——可能与革命“重叠”，也可能是“差异”——如何能够为发掘、整理和表述这些环节和因素提供助益？尽管我们无法预设答案，但这一提问进路本身应该是具有生产性的。类似地，在当代乡建里，那些“非激进”的思考，在落实为实践的过程中，也往往会生成一些预料之外的、丰富立体的经验，溢出研究者和实践者原先的思考框架。这些经验的展开，以及这些经验在理论和思想上的转化，在直接贴上“保守”标签之前，似乎也需要耐心和仔细的分析。这些“溢出性”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其限度如何，当然需要认真面对，不应回避；只是说，在结构性(或“根本性”)变化之前，这些建设性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积累工作，应当也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因为一个好的社会的建设，除了需要有结构性变化，也需要有“人文知识思想”层面(借用贺照田的说法)的努力。这催促研究者努力对“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经验”之间的来回往复过程保持充分的耐心与敏感。第四，不应否认，历史乡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当代新乡村建设实践回溯性地为自身建立历史谱系的努力，本次调研的第一站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以及温铁军、潘家恩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正是这一历史叙述之建构的新近成果。图4温铁军，潘家恩主编.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这一点当然是必要的，但如何在书写与建构“自我”的同时保持对其他脉络与问题的开放，建立自身谱系的努力如何不通向一种本质化的“自我”认定，这也是需要在张力中把握的难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对历史的叙述总是与对现实的理解相互交织；或者说，书写历史，另一重要任务在于回应现实。一种不那么“自足”的、开放地面对其他脉络与问题的历史叙述，可能有助于避免过快地回收或略过历史当中那些“溢出性”的因素，使得对历史的认知，能够反过来转化为对既有的现实问题理解的挑战和推进。(张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生)四、狄金华：西南乡村发展中的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一)三年前，我与家恩兄在十堰的一座茶园里闲聊时谈起，我们是否可以组织一些集体游学。起初的想法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在思想和学识上能够互相产生一些影响。家恩是一个执行力超强的人，他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立教授一谈，发现周教授多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的计划，只是一直未能成行。于是周教授就成了我们这个“‘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团”的团长。家恩组织动员能力超强，他和周立教授一齐邀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贺照田、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张谦、北京大学的张慧瑜等名家。2018年7月，我们调研团从山西平顺开始，途经三省数县，最终在延安结束，我们称之为西北调研行。2019年的8月，前一年的几位朋友因故无法参加，但又有福建农林大学的王松良教授等加入，这一次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之行是从重庆出发，途经贵州，到达云南，共计是三省六市，皆属于西南区域。这次调研点的选择其实蛮有趣，这些调研点或者游学点跟中原和江南地区相比具有它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也成为我们这一次去理解西南乡村的一个关键。我们说是“从乡村发现中国”，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发现西南的中国乡村”，这些西南地区的乡村其实拥有一些独特性。首先，它处于边陲地带，这使得国家的力量下沉到基层要较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都要晚，而且也更加脆弱；其次，在现代交通还没有深入到这些地区的时候，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这里乡村的贫困化程度要高一些。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这几个点(准确的说是说这几个调研点上发生的“事件”)构成了一个在纵向的时间脉络上的某种延续性。比如说卢作孚以及华西试验区，它体现的是民国时期外来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同乡村社会的互动；贵州湄潭呈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同乡村社会的互动；而老君山的丽江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则是当下的社会组织进入到乡村社会，同乡村社会进行互动的案例。(二)我们调研点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外来的主体(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知识分子或社会组织)进入乡村社会，试图推进乡村的改造与发展。外来的主体进入乡村社会，不论其动机如何，其总是试图推进乡村的改造与发展，而它们的政策和改造究竟是指向存量还是增量，这一关键要素直接决定着外来主体跟本地的社会/利益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外来主体的政策指向或者改革指向是地区利益的存量，那么通常来讲它将直接触及到本地的社会利益结构。图1卢作孚图21925年民生轮船公司成立大典我们看到，华西试验区的减租减息过程、晏阳初在璧山试验区的减租减息过程中的推进就是直接涉及到乡村社会既有的利益结构，是对乡长、地主乃至袍哥利益的挑战，其必然面临这些人的抵制。其实在华西试验区开展工作时，晏阳初及其平教会的工作已经改进了许多，“新都围城事件”才可谓是平教会在四川的一次“滑铁卢”。1938年11月，川西各县哥老、团丁千余人包围了平教会试验的新都，要求停止征兵、撤换县长、取消实验县，造成了四川有名的“新都围城事件”。相反，我们看到卢作孚还有老君山的社会组织以及湄潭政府，它们则是出现了另外一种格局：卢作孚的北碚试验区建设成效显著，而他在北碚的乡村建设工作能够快速、便捷推进的原因，除了他拥有地方的武装权能够获得和平红利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间其实实行的是增量改革。他通过建立纺纱厂、开设矿山、建立铁路交通，包括它开设的航运也是避开了原来的货运，而发展客运。这一切其实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增量，卢作孚通过在这些增量上面做改革，达到了改革地方、发展地方的目的，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与地方社会发生利益摩擦。另外一个是老君山的社会组织——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我们看到邓仪他们的团队进入到傈僳族的乡村中间，他其实是用了一个项目的资金进入到中间，那么它对于村庄里面本身的结构和利益是不产生碰撞的。在调查的过程中间，我所了解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邓仪他们的团队进行项目建设的时候是回避村庄中原有的利益关系的，比如说社区中大户对于小户的欺负，他们并不介入，在划定禁伐木区的过程如何达成，其中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他们都不介入。这样也就使得他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本地的社会结构中间强势群体的利益。实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湄潭，似乎看起来是改变了当地的利益分配，但我们调研时发现，实验区做的是在土地上实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它其实是要倒逼着村民在林地和山地的资源上去做工作。从湄潭实际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今天看到湄潭地区的村庄中但凡做得比较好的，其实也都是在农地之外的林地和山地上去做文章，这些相对原来的土地来讲其实都是做的增量改革。图3湄潭农民的耕地(荒地)承包使用证通过上述案例的调研，我们会发现，本地的社会利益结构构成了外来主体进入乡村社会中间的一个屏障，如果外来主体的政策指向或者改造实践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乡村既有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那么他们的改革措施和它的政策落实将会变得比较顺畅；反之，则改革的成本会加大，或者说政策的落实会变得空虚化。同时，增量的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变区域(村庄或地区)内存量与增量的比例关系，而使得原来的结构又发生相应的改变。以老君山的社区发展发展为例，虽然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最初进入的时候，对原有的村庄利益结构予以了“保护”，而仅仅对项目资金以及项目运行的规则提出要求，但随着项目的推进，这些规则慢慢“外溢”到村庄生活的其他维度，进而对村庄内部的发展产生影响。(三)一个外来的政策和改造指向，如果想在乡村社会落地，那么它必然需要契合地方的民情，获得村民的认可。结合我们的调研来看，老君山的案例非常典型。邓仪是做环境保护出身的活动家，他进入老君山林区一个重要的关怀就是当地“不合理的生存方式”，当地人最常见的生计依赖就是烤烟、烧炭、种白芸豆，都给当地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以烤烟为例，通过他们的计算，一亩地的烤烟大概需要两立方的木材才能烘烤出来。烤烟的种植加大了当地对木材的砍伐：在那些适合种烤烟的地方，木材被村民大量地砍伐，那些不合适种烤烟的地方也成了这些烘烤木材的供应地，他们将木材从山上砍下来，拉到那些种烤烟的地方去卖。当地农业的另一个重要构成就是白芸豆的种植，白芸豆在当地的种植已有很多年的历史。村民需要砍伐原始森林里的竹竿来做白芸豆的藤蔓支架。随着白芸豆种植的时间越来越长，种的村民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野生的竹竿几乎被砍绝了，因为在老君山这种高海拔的地方，竹子生长得越来越慢，一般要五六年的时间竹子才能成材，才可以用；但村民砍了以后做支架却只能用两年，两年之后就倒掉、腐烂掉了。邓仪团队进入黎明乡之后，其所带有的生态保护观念使村民意识到既有生产方式的不足，他们通过用拉钢丝线替代了原有的竹竿，但在烤烟及烧炭上却没有很好的替代，旧有的伐木烤烟的生产方式仍旧继续。就这一点，邓仪这一号称维持生态环境的组织而言，其社区发展政策似乎“不完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的缺陷使得他们特别具有人情味，因为他们不是基于自己的外来立场与价值判断来主导社区内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图4村寨银行还款借贷现场老君山的项目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实施，一个关键是他们的团队其实基于乡村社会中民众的认知调整了他们的项目设计，回应了民众的利益诉求，遵从了民众的认知习惯。邓仪他们的团队几乎不介入到村落中间，比如他们虽然强调环境保护，但是保护什么、怎么保护，这些都交给村民，由村民依据自己的理解和习惯来进行内部合约的达成。再比如贷款利息的分配，如果村民认为吃一顿是最合适的，他们的团队也表示充分认可。另外，让我感触非常深的是他们对于修路中间互助成员的利息的分配问题，它直接涉及到村民的公平感，村民认为13个人的互助利息不能由小组的15个人来花费。这是一种社区内在的公平观。为了保证利息使用的公平，他们购买青梅苗发放给参加村寨银行的全体村民，并将剩下的零散钱买了饮料，互助组的13户人家一起把它喝掉。这种为了防止他们占便宜而一次全部花完，看起来似乎不合理性，但它其实是村庄社会中的民情。从邓仪的团队中，我们看到他们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项目的设计、实施与傈僳族的这种民情相契合，这就使他们的项目能够非常好地落地。回到湄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我们这些外来人看了似乎觉得不公平——这不是让新增的人口没有了“生计”吗？但是回到乡村社会中间或者回到湄潭，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符合他们民情的。比如说在湄潭，他们主要是以山地地形为主，而山区土地的异质性程度要比平原地区大得多，这种异质性对村民的行为与认知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分田到户之后，如果有村民对土地进行了改良，这个时候若再进行调整，对于改良土地的村民来讲就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今天以外来人的视角可能会认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不公平的，它使得新增加的社区成员没有了现在的土地，这是一种不公平；但是在村民看来，不断的频繁调地，使得那些已经花了力气做土地改良的人丧失这个土地，这就是不公平。所以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扣合了村民的这种公平观，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政策在当时能够持续地推下去。回望在西南诸省乡村的调研，再看百年来进入乡村并试图改造它的政府、知识分子或资本家，若是其遵从地方社会的民情与风俗，这些改造的政策可能落地执行；反之，轻则被地方社会架空，重则引起地方社会的剧烈反抗。如是，下乡调研、接受教育和改造者不该仅仅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狄金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五、张聪：从海归视角看乡建与新移民2011年底，我辞掉工作20年的大学教职，携怀孕的妻子去美国游学。转眼7年过去，我们在美国添了三个年幼的孩子，也有了一些海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国内的家人朋友，多以为我们从此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不会再回来。不过于我们自己而言，计划一直都很清楚：当初出国学习和工作，乃是为了今日更好地回到国内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若非孩子年幼、工作的牵绊让人无法一走了之，或许我们早已回国。经过1年多的预备，半年之前，我们全家终于重新回到国内，选择了家乡重庆定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回国既可算是“海归”，也可算是“返乡”。从海外归来或者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返乡者的调整适应、所经历的高山深谷，我也多少有些体会。回国后的生活安排，工作展开，孩子教育的路径选择等等，亦是不得不面对和决策的难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友周立教授见我回国之后暂无俗务傍身，就邀请我参加“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西南之行，忝陪末座，向各位师友学习，亦算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对这次活动增加一种别样的视角。而我自己也想借着这次的出行，寻找我回国之后能够脚踏实地做事的思想和行动资源。图1调研团队参观西南大学“乡村百年历史展”合影此次与10位不同学科和社会关怀的学者同行，一去11天，经历7处，以中国乡村建设为经，散布各地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纬，白天访谈，夜间与友人探讨切磋，确实有茅塞顿开、拨云见日之感。在此短文之中，我希望从历史的展开、现实的接触、经验与行动之平衡三点加以分享。(一)视角与问题几乎所有在海外长期生活的人，无论是留学生、跨国公司员工还是外交人员，在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化(文化再入，re-entry)时，都会面临若干挑战。浅层的时差、汇率、交通规则等差异，可以在短期内让人疲惫不堪、精神涣散，更深层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教育和工作竞争事态之差异，则可能带来长期的影响。若有海外出生的孩子，则可能成为所谓“第三文化儿童(Third-culture kids)”,亦即既非出生国文化，也非父母出生国的文化，而是一种混杂的、缺乏“故乡”和根的文化。他们的调适问题往往更加复杂。2016年，对外经贸大学的朱晓姝教授等曾在“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期刊上发表"You Can Never Go Home Again"—A Study of Chinese Returnees' Reentry Adaptation Proces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XV: 3 (2016)一文，介绍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再入者”的调适过程研究。 这篇文章的其中两个主要结论是，适应性问题的主因是期待与现实之间(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差异；仅有20%左右的“文化再入者”会采取主动的行动，帮助自己更好地适应文化再入。尽管这篇文章和类似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观察和数据分析，但并不能真正帮助我适应从前熟悉的本土文化。我仍然期待这次考察可以带来新的思路和洞见，发现可以调适文化再入的新资源。所以，我从一开始考察，就将自己的视角设定在返乡(海归)的思想资源与行动参照上面。我想寻求参照的问题是，海外生活多年之后，如何理解当下的社会，如何适应“反向文化冲击”，依赖于何种思想资源，切入到具体的社会行动之中，能够自在的生活，又不失社会关怀。在此背景下，将我此行观察的经验分为三点简述如下。图2云南黎明村观察和采访“村寨银行”还款再货仪式(二)历史展开的可能性思想资源乃是出自对历史的反思。若想要切入当下中国的现实，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有益事情，大概不得不从历史着手，寻求经验，特别是观照历史在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上并不必然的走向以及向不同方向展开的可能性。坦率地说，这次考察对中国乡村建设历史的发现以及与同行师友的交流，让我对现实可能的展开方向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在行动的时候，亦能够更有耐心，沉着在可以着手的小事上。为此，我特别受益于西南大学的乡建百年探索展和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的中华平教会华西试验区档案。乡村建设派，曾经是和现在掌握了历史走向的革命派并列的救亡建国理论之一。乡建一派以乡村建设、平民教育、乡村自治的思路入手，希图以民智的开化启蒙、公民社会的培育、合理秩序的建设为基础，逐渐改变中国的社会状态，特别是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乡村社会。我从前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母校河海大学，前身就是乡村建设的早期实践者南通张謇在1915年所创立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但作为乡村建设和民族工业先驱的张謇并非单重高等教育，而是兴办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层次学校，以及训练各种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孤儿院、养老院等社会福利事业。其实业和教育并重的理念和对家乡的情感与拳拳之心跃然可见。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的米迪刚，亦是“海归”的先驱。米氏曾于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家乡翟城村推行“村治”，其理论成为乡村建设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米迪刚关于村规民约、乡村自治的实践，至今仍能在我们此行所考察的某些项目中看到痕迹(比如，在丽江傈僳族中从事环保和公民社会发育的邓仪团队)。图3重庆市壁山区档案馆保存的周民档案原件民国以降，乡建的代表性人物还有“海归”的晏阳初、本土的梁漱溟以及实业家卢作孚等，在乡建百年史上均有突出建树，亦留下了许多文字和图片史料，可供阅读研究。其中许多思考、实践和经验反思，都可以为当代提供重要的参考。但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历史展览和档案资料中，我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本来有着另一种展开的可能性，即使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现实，但仍然塑造和影响了当代，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有着线索可以清理历史，不至于因为再入这样的文化处境觉得处处都不尽人意。(三)现实村庄的接触此次考察的另一个突出经验是对当代乡村现实的理解。当我在国外或者在国内一线城市生活，通过碎片式阅读和各种网络新闻了解乡村时，当贫困、留守儿童、三农问题等庞大得让人无从措手的问题笼罩之时，很容易对现实产生一种倦怠和失望的情绪，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隔膜和疏离的感觉。我们在贵州省湄潭改革试验区的考察，无疑是克制这种倦怠隔膜感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当然，我对湄潭“生不增死不减”、“四确五定促三变”等政策出台的历史和实施效果，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在试验区的竞争也很有兴趣，但真正让我观念更新的是我们在考察中接触的基层干部。在湄潭接触的五六个村的村支书(主任)，年龄、教育背景和外出打工的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干练机敏，情绪饱满，表达能力强，能干实事。这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执政党对乡村人才的吸纳和使用问题。图4调研团队与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在傈僳族村民合影可以说，这是一次重新审视现实的机会。当下乡村的现实并非我在国外所想象的那样衰败不堪，倒是颇有活力，充满希望。而乡村的一流人才，往往在外出打工磨练和增长见识之后，回来就任基层干部，也让我对目前乡村的组织和治理有了更实证的看法。(四)行动与经验无论是“海归”还是“返乡创业”，最大的挑战之一无疑是行动的问题。任何计划和思想，若没有依托行动切入现实，就不过是流于空谈而已，而空谈成为生活之后，会越发瘫痪行动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来，整个“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跨学科调研活动，本身就是这群学者介入现实的行动。而无论是乡村建设的过往还是当下，真实的历史总是由行动者所书写和构成。我们考察的后半程，在丽江和大理访问了六七个NGO项目和“新大理人”，从实践资源和可借鉴的行动经验上，这是我收获最大的一站。图5在大理采访“新大理人”——朴实无华亲子客栈的侯侯和悠悠这些行动者很少依靠完善的理论来行动，而是在现实之中寻找一个可以切入的缝隙，然后深深地扎下去。但有趣的是，他们大多数人对于目前所获得的成就都看得比较淡然，在行动中随时可以转身而去。例如朴实无华亲子游学客栈的悠悠告诉我们，当孩子读高中的时候，他们或许就离开现在所做的事，去到更方便的地方；四十英尺民宿的王丹夫妇，已经计划好自己的告别酒会。这种简单的目标、具体而持久的行动，拒绝恋栈不去，随时可以重新开始的态度，似乎是大多数实践者能够平衡经验与实践的要素。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的邓仪先生亦是如此。他在不同的地方从事环保工作，以一种几乎是最小介入的方式，以很少的资源撬动了环境保护、公民社会培育和村寨银行互助等有益的改变，同时与政府、村民和大自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五)结论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考察活动，确实帮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社会，并从各种行动者极为不同的经验中看到了行动的可能。但是，这十一天朝夕相处的师友们，因为沟通和观摹的时间最长，或许才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尽管我们在考察乡村建设的行动者与思想者，但这样一批跨学科、有行动能力和思考能力、有历史和学术思想承传的学者群体，能以这样的形式深入到中国最基本的经验之中，无疑是此行带给我的最大收获，亦是我站在“海归”知识分子的视角上，更容易吸取的思想和行动资源。(张聪，“跨文传媒”创始人 )六、李彦岩：贵州湄潭农村改革中的产权固化与产业活化——以“四确五定促三变”为例第三站调研地，我们“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人，来到了贵州湄潭。湄潭是探路中国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早在1987年，湄潭就成为了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它大胆提出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制度改革方式(简称“生不增死不减”)，被写进了中发〔1993〕11号、〔2018〕36号，国发〔1995〕7号文件中，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土地改革制度成果。此后，湄潭陆续承担了多项试验任务，为改革的推进做出了宝贵的前期探索。其中，在推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湄潭创新性地提出了“四确五定促三变”模式，即“确员定股东、确权定资产、确股定归属、确管定经营、平台定市场”的“四确五定”改革成果，有力地推进了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四确五定促三变”的改革路径，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37号)中，湄潭经验再次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改革成果。图1“在乡村发现中国”团队在湄潭田间留影无论是当下的“四确五定促三变”，还是三十年多前的“生不增死不减”，湄潭农村改革的实质，是在村庄内部产权固化的基础上，推动村庄外部的产业活化。这使得农民从村庄内部的争夺和消耗中解脱(倒逼)出来，主动或被动地走出乡村寻找出路，并在配套制度的引导下，乡村逐渐培育出自己的产业，以此来活化村庄发展。对于“生不增死不减”这项土地制度改革来说，“死不减”让农村土地的承包权长久不变，在村庄内部形成了产权固化，稳定了农民的预期，但需要看到的是，在“生不增”为新增农民人口关上一扇门的同时，改革的配套制度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包括发展本地产业、引导开辟荒山、组织进城务工等。“四确五定促三变”的改革路径，吸纳了前者的实践经验，通过“四确五定”在村集体层面促进产权固化，借助“三变”发展新型乡村产业，以业“活”人，以人“活”村，为本地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气象。“四确五定促三变”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提供了思路，全国各地都在推广该项经验，但是无论什么改革措施，都只是在回头看的时候才是既定的，而身处其中的时候，改革进程都是建构的，是在试错、甚至争议中蹒跚前行的。也正因为这样，讨论并反思这些改革实践，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在调研中不断思考，在“四确五定促三变”实践中，前提条件是什么？关键环节是什么？面临挑战有哪些以及怎么克服？接下来将逐一分析这些问题。(一)“四确五定”是在村集体层面的产权固化“四确五定促三变”的前提条件，是确定农村集体资产的存量、成员资格、具体归属及运营模式，即在村集体层面厘清并固化产权归属。这一前提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能够有效降低村庄内部因产权不清引发的内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让后续的改革得以“清爽”前行。但与“生不增死不减”改革不同，此时的产权固化并不是在农户个人层面进行的，而是落在了村集体层面。一方面是因为村集体资产包含的内容较多，很多资源难以分割(如生态环境、品牌等)；另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参与产业化运营，以集体的名义联营或者入股，不仅降低交易成本，更能增强与强势产业方的谈判能力。图2村民领取到“确权证”通过“四确五定”，于细微实践中固化集体产权。“确员”是划定政策边界，定股东，对照“五取得”“五保留”“五丧失”资格界定标准，通过“六步三榜”工作流程，界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确权”是清理集体资源，定资产，清理登记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金，通过“八步一公示”工作流程，形成村确股的集体资产清册和村不确股的集体资产清册，该清册是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时资源变为资产、资金变为股金的依据。“确股”是量化资产股份，定归属，按照“确权确股不确资”的要求，选举股东代表，制定股改实施方案，召开股东代表大会，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核发股权证书。“确管”是健全管理制度，定经营，按照“政经分离”要求，建立健全股权管理、收益分配、货币资金管理、财务公开等制度，保障经营与管理规范运行。“一建”是建设交易平台，定市场，成立湄潭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实现农村各类产权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流转和交易。(二)“三变”带来乡村产业活化，以业“活”人，以人“活”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是把死的变成活的，以产业来活化乡村，带来了乡村的真正发展，是“四确五定促三变”中的关键环节。“三变”的实质，是通过股权纽带激活农村的各类资源，并把各种城乡资源要素整合到产业平台上，推动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三变”是让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而资产性收入来自于农村集体产权产业化后带来的资产增值。我们在湄潭县的金花村，观察到了这些变化。金花村通过股权合作推进“三变”改革，培育出乡村旅游业，以业“活”村，让空心村变成了“七彩部落”活力村。金花村全村662户2582人，耕地面积2090亩，生态茶园6800亩。在开展“三变”改革之前，该村是靠天吃饭的空心村，2015年开始打造“美丽乡村·七彩部落”项目，该项目由568亩茶园、80亩水田、712亩山林、120亩旱地、71栋七彩民居组成，让人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的彩色王国。项目采取“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合作经营模式，按照“51%+39%+10%”的股份比例，引进贵州天下茶园旅游文化发展公司，参与“七彩部落”建设运营。在股权设置上，公司占有51%，村集体和农户共同占有39%，另外10%吸纳社会资本。39%的股权，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金花村将停车场、休闲广场、名古树、生态环境等资源性资产评估定价，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源股；二是将农民承包的土地、山林、茶园入股合作社，作为保底分红股；三是发动群众按1000元/股注入现金，作为资金股。经过4年的发展，金花村的村庄集体资产价值，已经从空心村时期的“一文不值”，增值为4亿元，村民依据“四确五定”中的股权占比，每年能够获得分红。由此，农民除了种植茶叶和经营农家乐获得收入，还拥有了资产型分红收入，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从8000元变为了4万元。据村支书说:“以前村里没有人，空荡荡的，好看的姑娘都嫁出去了，现在人都回来了，甚至有8位城里的姑娘嫁到村里来，村子活起来了。”图3金花村“七彩部落”项目(三)“四确五定促三变”实践面临的挑战是否“四确五定”之后，就一定能够促成“三变”？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目标，是做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四确五定促三变”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具体来看，“四确五定”是摸清了村集体的“家底”和“家庭成员”，并把“家产”分清楚的过程，而“三变”是村民从分得的“家产”中获得增量收入，进而脱贫致富的结果。前后两个“家产”之间，存在着价值差，正因为这个价值增值的差额，才让农民由穷到富。那么，怎样获得价值增值，便成为了题中要义。通过走访、座谈和讨论，我们认为，乡村的价值增值，主要得益于产业和能人。因此，选对产业和发掘能人，是“四确五定促三变”实践面临的两个挑战。产业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产业不仅为农民带来就业机会，还能使得集体资产实现整体性价值增值，让农民获得资产性收入。难点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产业并把产业做起来。对于大多数村庄来说，之前并没有产业基础，此时需要注意开发“沉默”的资源，比如习以为常的“好山好水好风景”、一定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民风民俗类资源，通过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将其与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对接起来，以此培育产业。对于拥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庄来说，往往面临管理、资金和人才跟不上等问题，此时可以引入公司，公司需要寻找生产基地，乡村则需要销路、技术和资金，二者的诉求互补，相对容易开展合作。要推进以上的产业发展过程，都离不开能人，能人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选择合作方、谈判、产业运营上，需要发挥其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在面对村庄内外利益冲突、内部利益冲突、自身与外界的利益冲突上，需要发挥“道德性”领导力，作为村集体和村民的“守夜人”，为弱势的村民争取和维护利益。对于乡村来讲，能人是无比重要的，但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何发掘能人，有两个思路：一是挖掘在村的能人，以村干部、经济强人为主，或者呼唤本村在外发展的能人返乡，此类能人对家乡有感情，须畅通能人与村庄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能人的付出与回报大体上匹配，不能全都寄希望于能人的“无私”奉献，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二是积极争取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外部能人，这类能人有资源和做实事的意愿，能在乡村产业的发展初期带来切实帮助，但此类能人的在村期限一般为1～2年，须注重在此过程中培养一些骨干村民，在这类外部能人离开后，骨干能够替补上位，乡村产业得以正常发展。湄潭的农村改革实践，一直在探索中突破、试错和修正，以此构筑制度演进的基础。“四确五定”尝试赋予农户边界明晰、充分排他的尽可能完整的财产权利，并在村集体层面将产权固化，“三变”改革的妙处，在于它立足产业扩大资产增量，无需“抽肥补瘦”，进而由“活”业带动“活”人，以“活”人带动“活”村。在推进“四确五定促三变”实践的过程中，需要面临如何选对产业和发掘能人的挑战，在应对过程中，需要注重结合自身禀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用好多方资源。(李彦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七、王松良:为了美好生活的大理的“风花雪月”2019年8月下旬的西南三省八县(区)“在乡村发现中国”“游学”之行，于同行是一个实现跨学科跨文化交流的尝试，于我是找寻生态学与经济学对话之旅。2010年11月间，在一起参加了海南儋州社区大学的挂牌仪式后，从海口到三亚沿途考察乡土人情的路上，大约被我们自己一天来的所看所思所说所感动，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立兄和我说起他的一个想法，组织类似凤凰台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的跨学科队伍，游学在黄河或长江沿岸乡土山水之间，找一个学生辈后生记录我们的点滴言行，没准一个对中国百年乡土演变的跨学科思考“话卷”就此诞生。我深以为然，并就此开始期待周兄的组织。光阴悄悄流逝在各自大学的讲台上和行政琐事中，转眼8年过去了也没能成行。然而就在2018年春天，一个人的参与让事情有了转机。周兄和重庆大学的潘家恩又谈起这个想法，执行力超强的家恩就把我们多年前的夙愿在谈笑间兑现了。那年的暑假，他们一行10多人游学晋豫陕三省七区，据说收获满满。我当时因为在加国访学没能参加，自然不能再失去今年的机会。11天的三省八县(区)行程，让我人生第一次见识西南乡村的风土人情、乡村重建(乡村振兴)，云南大理的“风花雪月”自然和人文双重景观尤让我陷入思考！(一)相遇大理的“风花雪月”按照既定的游学行程，我们一行11人于2019年8月27日中午12时从丽江到大理的动车下来，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少年时被金庸武侠小说(《神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中“段皇爷”“段少爷”们激起无限向往的大理土地上，张斌和张瀚敏(她是白族，致力于白族扎染的传承与推广，大家都亲切的叫她“小白”)夫妇热情地在火车站迎接我们。夫妇雇了商务车接我们。他们是我们大理之行要访问的“新大理人”夫妇之一，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对。一上车，热情好客、快人快语的小白就给我们介绍说，大理最著名的不是“段皇爷”“段少爷”，而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具体指“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和洱海的月”。一幅宜人的自然景观立即浮现在我眼前，是啊，一方水土一方人，这里的人和事一定和“风花雪月”有紧密的联系。在下关镇用完大理传统午餐后，经过2个多小时车程，我们一行来到古民居集群的喜洲古镇，住进了田飞和李果夫妇的“己已巳”客栈。田飞夫妇也是我们本次计划访谈的“新大理人”夫妇之一。但我们访谈的第一对“新大理人”夫妇居然来自美国。“风”来自美国的林登(Brian Linden)和宝玉(Jeanee Linden)夫妇在喜洲古镇租用了一座著名的“杨品相宅”古民居，改名为“喜林苑”。一落座，林登就用熟练的汉语介绍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他是美国芝加哥人，父亲是文盲，妈妈初中没毕业，年轻时的林登一边在社区大学读书，一边在地毯公司工作，是典型的美国无产阶层出身。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到北京大学学习汉语，毕业后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中国摄影记者，并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遇到现在的太太。林登夫妇2003年卖掉美国的资产带着两个小孩来到大理定居，做教育投资。他说，大理的历史文化是人类杰作，又基本没有受到外来现代文化的侵蚀。他们决心通过投资的方式保护洱海和白族文化，通过和美国国内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合作举办青少年夏令营和其他文化活动，让美国人知道中国的美丽。除了经营喜林苑，林登夫妇还参与规划设计大理的慢生活乡村，努力让村民融入民宿的开发和建设过程。林登说，他们爱中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他们机会，是教育改变了他们的未来。他们在大理的任务就是对外传播大理文化，也让中国人知道很多外国人也爱中国、爱中国的文化。图1美国人林登和我们叙说他的保护大理古建筑文化理想“花”利用一起晚餐的时间，我们顺便对田飞、李果夫妇进行了访谈。田飞夫妇都是学艺术出身，田飞在北京从事图书编辑，2013年到大理古城待了一段时间，发现新大理人与当地人存在一定的“文化冲突”，决心留下来探索这个问题。他先在喜洲镇租了一间民宿做艺术工作室，不久就地创建“己已巳”客栈，放下设计师、艺术师的身份，努力和当地文化和当地人和谐相处。李果1999年曾经到过喜洲，非常喜欢喜洲古建筑的雕梁画柱、圆方栋角，2014年随田飞定居这里。她说，当地人对田飞的称呼从6年前的“田老板”变为现在的“田师傅”，也反映出我们和当地人融合得很好，说明内外文化有融合路径，新老大理人也有和谐相处之道，粘合剂就是“爱”，得爱这里的“风花雪月”自然水土及其孕育培育的传统文化人情，不能一味把它们当作生钱的工具！他们与当地返乡青年张斌夫妇的合作就是极好的例子。“雪”8月28日下午离开洱海边上的周城村后，来到苍山脚下的大理古城的“朴实无华”亲子客栈，客栈的主人就是此行访问的第四对新大理人夫妇——侯一先和乔晓玲。他们都是老北京，10年前他们在北京某知名中学教书，思考“活着还是生活重要”。当意识到自己更在意生活时，2009年侯先生一人徒步跨过独龙江来到大理，觉得这里就是生活的地方。2010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小孩出生，乔晓玲也感到对职业的倦怠，于是在丈夫的促动下一起来到大理，断定苍山下的大理一定是未来新教育(相对体制教育而言)的前沿阵地，他们可以做新教育人群的生意为生。他们在大理古城边上租房办起亲子客栈，取名“朴实无华”，定位是“自然教育”。如今客栈每天都住满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基本上都是为升学拖累的妈妈带着小孩来。他们的生意没有广告和APP，只通过客户的言传身教，以及丰富的“苍洱”自然和人文资源，每天活动不同，比如周一去张斌夫妇的“蓝续”学习扎染，周二让妈妈带着她们的小孩到小白老家周城村后面的深山野林徒步，周三去喜洲领略古建筑的魅力，周四回到苍山脚下的“妈妈菜园”认识和实践农业，周五在客栈听老师讲大理的人文地理。他们不仅和张斌夫妇形成良性互助，与用工最大的当地司机群体也不仅是雇佣关系，而且通过诚实互动，慢慢形成与当地人的信任关系。“月”在喜洲古镇领略大理的“风”“花”的第二天一早，我们跟着张斌夫妇来到他们在喜洲镇的“蓝续”扎染工作坊，开始对这对我们最早见到的返乡知识分子的了解历程，藉此理解这对年轻的白族夫妻的返乡之旅之艰辛和喜悦，他们是守护大理文化之“月”。张斌与小白都是80后，张斌出身于洱海渔民世家，2002年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读的是当时很少人知道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到世界宣明会在内蒙古的社区服务站做扶贫志愿者三年。小白则在陕西西安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云南某中学教历史，2008年离开体制教学工作，来到内蒙古加入某国际扶贫组织与张斌共同参加该机构的扶贫项目。后来张斌考入香港理工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做研究助理。两人在北京又待了几年，总感觉自己不属于大都市，决心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创业。张斌加入位于昆明的香港乐施会，小白则回到老家大理喜洲古镇的周城村试图以一人之力保护那里的“扎染”(第一批国家非物质遗产)，几番努力，以自己周城村父母兄弟的老房子为基地，创建“蓝续”，目标是通过挖掘扎染的经济价值，把当地精湛的特别和自己亲密的邻居奶奶濒临失传的扎染技艺传承下去。2017年张斌最终也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小额贷款公益项目，回洱海边上的故乡与妻子小白并肩保护和传承“扎染”，除了家里老房子的工作坊，他们还在喜洲古镇也办起扎染工作坊和门面店，坚持传统技艺和现代设计技术相结合，文化和经济开发，就这样从原先单纯的公益保护扎染转变为产业保护扎染。图2张斌夫妇在小白父母老房子开设的扎染工作坊去年张斌夫妇又瞄准大理的另一个传统文化载体——“甲马”，“甲马文化”是大理白族百姓生活经验的“神化”载体，他们把生活中遇到的喜悦(好事)和无奈(歹事)以各类神灵形式加以寄托，借用后者对生活中的好事进行传扬，对歹事加以化解。它是大理白族百姓的心灵慰籍之道，是一种典型的在地文化。为了传承甲马文化，张斌夫妇与田飞夫妇走到一块，他们合作创立“薄技在”品牌，把扎染和甲马两个大理典型的传统“薄艺”有机联合，在喜洲的门店进行挖掘、展示和销售。图3“蓝续”在喜洲古镇的门面店展示和销售扎染工艺品(二)让生态学与经济学在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实现对话西南地区是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象征地，是我国多样的乡土和农耕文化的集大成者。日益快速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和国人对单一经济目标的追求让西南地区的农耕和乡土保护、传承和传播举步维艰。民间对乡村重建的呼吁和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虽然排上议事日程，但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和困境。农耕和乡土文化是农村生计和生活的根基，乡村重建和乡村振兴需要对村民生计和农村整体生活的双重关注，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尽快实现生态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对话。本次游学团在大理对代表大理“风花雪月”人文内涵的四对夫妇进行了访谈，他们对大理的乡土文化挖掘、保护、传承，无不体现当地乡村生计和生活的有机结合，在挖掘和保护生态文化的基础上，配以一定程度的经济开发有利于发挥当地的非物质遗产(资产)——古建筑、扎染、甲马和自然教育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机制。林登夫妇投入资本用以保护大理乡村古建筑及其文化时，不仅仰赖大理乡村丰富的古建筑之外壳资源，更是仰赖古建筑躯壳下蕴藏的丰富的生态人文文化；来到田飞夫妇经营的“己已巳”客栈和侯一先夫妇的“朴实无华”亲子客栈住下来的艺术家和一对对母子(女)，他们的艺术创造和自然教育所获，不仅依赖这里丰富的古民居艺术，更仰赖大理苍山洱海的“风花雪月”景观和资源；而张斌夫妇也只有找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之道，才能把大理的扎染和甲马两个传统文化瑰宝保护起来、传承下来。他们的“蓝续”工作坊挖掘传统扎染与现代生活融合的新图案和开发新的扎染羊毛衫，让保护扎染有了市场“钱”景；拥有甲马文化第三代传人称号的张师傅几乎已经放弃这个技艺，是张斌他们把他请到“薄技在”，让他安心把传统的400多个甲马图案重新描绘到木头模子上，使他独一无二的技艺重获新生。侯一先说，他们做自然教育不是一味把大理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文化当生钱的工具，他们更注重新旧大理人的价值观包容性，是故，他们坚持通过私人沟通订房，不用广告也不用APP订单！图3甲马文化第三代传人张师傅正在把传统的甲马神灵刻到木模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无论对古建筑、农产品还是自然景观的价值认可都是只停留在市场功用方面，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价值，只有实现生态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对话，以经济学方法对乡村生态文化的价值重新评估和兑现，才能让保护和传承有了依托，有了内生的可持续性。通过张斌夫妇、林登夫妇、田飞夫妇和侯一先夫妇的努力，以大理的“风花雪月”自然资源和传统的“扎染”和“甲马”“民居”“农耕”等有形无形的文化资源为载体，形成独特的 “风花雪月”人文景观，提供一个生态学与经济学对话的场所，巧妙地让古老的大理存活下来，“让渐行渐远的我国乡村文化在大理得到复苏是可能的”(侯一先语)！(三)为了美好的生活“下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映苍山雪”(作家曹靖华语)，大理既有美丽的“风花雪月”自然景观，又有由林登、田飞、侯一先、张斌等的努力和创新构成的“风花雪月”人文景观，绘就一幅我国乡村的美好生活画卷。在这个危机和机会同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我们每个个体的人都站到一个重要位置上。然而，熟不知，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位置，而是方向！作为山水景观的大理的“风花雪月”依旧耸立，作为人情景观的大理的“风花雪月”却有待更多的张斌与小白夫妇、侯一先和乔晓玲夫妇、田飞与李果夫妇、林登和宝玉夫妇等持续来塑造。乔治斯缪尔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确定一条无尽长路的起始方向更值得去做了，而那些被认为是已系统化的决议，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自负和自我欺骗罢了，因此，也只是有那些能真正与身边的事物交流沟通的人才能臻于完美。”和林登夫妇一起保护古建筑文化，在田飞夫妇的客栈创造艺术，去体验和学习张斌夫妇的扎染和甲马，跟着侯一先夫妇在自然中接受教育，种种一切都是为了追求人类美好的生活——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活。生活高于一切，自然懂得最多！(王松良，福建农林大学农学院教授)八、王茜：反向奔跑——青年深耕乡土的理想与现实西南之行，于我们而言不仅是透过乡村用脚丈量日益崛起的中国内陆变革，更是深察古老中国历经激荡所裸露的褶皱。路途中，我们曾驻足“长江第一湾”，惊叹长江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腾而下，与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构成的亿万年奇观。由于青藏高原抬升在西南形成巨大的横断山脉褶皱山系，改变了长江走向，使其自西向东奔腾入海，福泽千里，进而有诗云：“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大观”。孰不知，在剧烈阵痛后孕育出了古老中国绵延存续的千里沃土。千百年来，深耕乡土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沃土立命，乡野安身，从古至今维持着中国这个大陆型国家的超稳定性。在“乡土”构筑起的平面空间和立体空间中，每个人的基底都带有以农耕形态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虽历经高速变革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但古老深邃的文化基因依然镌刻在寻求“乡恋”安宁的理想苍石上，召唤着无数青年反向奔跑在乡野的大路上，不可阻挡，斗志昂扬。西南中国之行中便有这么一群逆风而行的青年人，在深耕乡土的理想与现实中反复讲述着自己与中国的故事。很幸运在生命中遇到这些在农村寻找不卑不亢姿态的人们，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世界范围内青年人因无法满足现状而涌现出另类街头表达时，理性且建设性的青年探索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在丰富多彩的青年实践探索中，我想从云南大理蓝续绿色文化发展中心的张瀚敏(别名：小白)张斌夫妇讲起。(一)跨越流动空间的身份转换“漂”是一个时代数以亿计“流动群体”状态的概称，在每个大中型城市中都有一部分被称为“北漂”“上漂”“广漂”等背井离乡的人群，从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向待建立的社会文化结构过渡的状态极其的模糊和不确定，因与所在地域缺乏财产和亲缘关联，青年群体处于一个暂时性的、不确定的流动空间，是否能实现不同社会结构状态的转换是“深耕”的必要条件。生于1984年，长在洱海小岛的张斌，从小和父母打渔为生，在哥哥姐姐的支持下，刻苦学习，一路从乡村考学到北京的青年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工作专业。2006年，从小关注乡村发展的张斌毕业后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世界宣明会做扶贫工作，开启了他辗转各地的工作历程，十年异乡，先后在内蒙古、香港、北京、四川、云南从事农村社区发展的项目。2010年，忙忙碌碌的生活使张斌与妻子小白萌发了回乡的想法，但一直缺乏合适的契机。现实的困境、文化的冲击使张斌和小白一直寻求着身份和空间的转换，希望能得以扎根。在和张斌深度交流时，他这样告诉我们：“在外求学和工作时，较多反思发展主义的逻辑，接触到多元化、后现代、自由化等概念理念，开始思考生活的本意是什么？父母、家人等在一起的幸福感、孩子上学、房子等一系列问题冒出来，促使我回到自己家乡，机会和选择都有，打破原有逻辑和选择。这一路都在做选择，从北京—昆明—大理，周边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选择。” 个体选择和寻求转换的背后其实是较长时间现实困境的突破与跨文化场域的重构，即使回乡后，张斌和小白仍然面临着同样的社会文化的融入问题。在农村里面，普遍价值观还是会倾向城市，家乡人认为张斌读了硕士，进了好的体制系统，现在又回乡，无法实现正规性就业，遭到家乡人的不理解。从离开家乡-外地-回归家乡，早已“乡非故乡，人非旧人”，模糊的身份及价值观冲击着时代缝隙中奋力生存的张斌夫妇，一种结构性的空间重构和身份转换是张斌与小白回乡面临的第一重现实困境。(二)地缘-血缘-业缘多重资源整合2013年起，小白先从北京回到云南大理的周城老家，蝴蝶泉边的周城也被誉为“白族扎染之乡”，保留着白族各种传统习俗，绕过周城大青树，古朴幽静的巷道两侧排列着白墙青瓦房，石板路上细如叶脉的石纹还隐约可见，走入街巷深处，一座挑檐飞角青瓦盖顶的特色白族院落映入眼帘，这里便是小白的家，也是她和张斌回乡梦起航的地方。2014年，张斌夫妇创办了大理蓝续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开展扎染和自然教育。初回周城，在外有多年NGO工作经验的小白夫妇，最擅长的是社区动员，他们先从重建社区关系做起，通过社区走访寻找有传统扎染技术的老人，联系到当地一家亲子客栈，在自家小院和社区内开展扎染自然体验活动。地缘和血缘的链接，使小白夫妇得到了家里及周边邻里老人的帮助。女性在回归社区的过程中，凭借其内在亲和能够有效地动员起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儿童、老人等群体，为融入社群与实现社会文化结构的转换提供了重要基础。随着深入社区，小白夫妇发现需要深入的推进扎染技术，建立稳固的扎染团队，实现扎染新业态的创新，才能真正的扎根下来。周城扎染历史悠久，近代以来民国是其发展高峰，建国后周城还有扎染厂，1990年代主要做面向日本、韩国、东南亚的扎染品出口，后期很多厂倒闭被卖掉，但留存了丰富的扎染图案。目前周城普遍是化学染，对环境、身体的危害大，品质差、产品单一，造成恶性竞争，很多扎花老手艺人不能继续做，小白夫妇和村内手艺人一起交流如何改变现状。借助云南倡导一村一品和一村一技的契机，培育了2-3位扎染非遗传承人，重新组织了一些老人和原来扎染厂的技术人员学习探讨传统扎染技术。染料、技术、图案及手艺人的整合，加上小白夫妇在款式、产品上的研发，使蓝续能够较低成本的建立起扎根本地的生计。图1蓝续文化发展中心老人纺布五年来，蓝续将传统针法和现代设计相结合，丰富产品形式，呈现了很多环保、美观、实用的白族扎染产品。目前，各地的民宿、酒店和商场以及相应的线上商城都非常愿意与蓝续合作，蓝续现在也推出包括家居设计、空间布景、衣服和文创生活用品等。并且开发出高质量的亲子扎染体验课程和扎染专业学习课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村落课程老师。同时建立社区学堂，搭建当地和传统文化的桥梁，提供给白族乡亲了解、接触和学习传统文化的平台。蓝续的稳定发展，得益于依托本土社区“血缘+地缘+业缘”的整合，尤其是对妇女的专业技能提升和培养，目前蓝续文化目前全职从业人员20名，其中外地工作人员4名，99%都是周城村的女性，平均年龄约25岁；兼职员工有38名，全部是周城村的妇女。团队中的妇女已成为蓝续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张斌小白夫妇的深耕之路，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农村发展的价值，也进一步促进了很多年经人回乡创业或继续家庭事业的意愿。他们从乡村出发，回归乡村，通过多重资源的撬动和整合重新融入到村社的经济和文化活动中。(三)发育多元共生的“地方性”与“公共性”文化农村的社会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成员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生产生活，家庭承担了生产、生活和教育的功能，也通过世代相传维系着村社文化。地方性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和村社，那么婚姻是进入村社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张斌小白夫妇的周城扎根，一方面在于其寻求家庭稳定性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婚姻家庭建立与本地更为深切关联，通过小白祖辈在周城形成的亲缘网络建立起沟通社区的桥梁，能够较快地融入到周城村社中。在西南之行中，“新”大理人是我们面对的另一类群体。2009年，生态移民和气候移民在大理开始出现，一大批“北上广”的人，陆续举家带口迁移过来，中产阶级的小区在大理古城的周边出现。中产阶级进来之后，生态农业、新教育、禅修修行、咖啡馆等满足新大理人的一些公共文化出现，每一个小的群体形成都比较有目的性，但新移民并没有真正扎根下来，与本地人没有形成互惠共生的关系。很多“漂”的群体虽然与本地有房产等财产关系，但并没有培育出公共性，也没有融入在地，依然在流动中难以实现身份的转换。小白张斌的探索在于实现了“在地性”与“公共性”文化的多元共生，在发展扎染产业的同时，蓝续致力于扎染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在地社区教育，开展了“爱心进社区”“与春约”“传统节日分享”“山中探春”等一系列的活动。活动次数超过60次，参与者也在不断增加，累计参加的妇女家庭有2000人次，在社区学堂活动中，举办了“蓝续杯”扎染比赛和作品征集等各项大型活动，蓝续以培育公共性来进一步的融入乡土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效应双赢。此次西南之行，看到他们探索着深耕乡土的经营之道，或许于正在快速行进中的城市化大潮是反向而行，但犹如春风给人带来希望，仿佛在召唤：“你久居闹热滚滚的都城，诗艺呀！人生呀！社会呀 ！已争辩了很多，这是急于播种的春日，而你难得来乡间，我带你去广袤的田野走走，去领略领略春风……”(王茜，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九、方平：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万分荣幸，在2019年的盛夏，笔者能与许多良师益友一道，参与“在乡村发现中国”的主题调研。在丰富的行程中，逐渐理解了主题包含的两层含义：其一，研究的起点在乡村，其二，研究的目标是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中国的乡村，孕育了重要的发展和变革动能。其丰富多元的经验素材，得到本土化研究学者一以贯之的青睐。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许许多多由现代化进程引发的回响。乡村的回响总是掷地有声，以至于即便是在乡村完成的讨论，它的视野与关怀，也能跨越乡村本身，进一步照射出中国复杂、多元且充满可能性的现实。事实上，发现中国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如何去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能逐步走向复兴的内在逻辑。而乡村的生产生活实践，如何回应市场深化，并与之互动和共生，则成为了理解这个逻辑中的重心之一。经过在西南地区13天的田野观察，以及之前超过10年的食物研究实践积累，笔者得出的初步认识是，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双重嵌入的转型。借助波兰尼的理论框架，双重嵌入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市场对社会和自然的双重脱嵌，引发社会和自然两方面的双重回嵌的过程。在下文的叙述中，笔者将借助在丽江对种子网络负责人的访谈，以及随后在广西开展的跟踪调研，透过这场还种于民的乡土实践运动，展开对双重嵌入转型的思考。(一)双重脱嵌：中国种业的市场深化我们希望，借助对种子的理解，恰如种子本身，从乡村的泥土中发芽，逐渐成长，为发现中国提供重要启示。若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那么，中国的种子必须得到更清晰的定位。农民种子网络(下文简称种子网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它成立于2013年，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和广西农科院共同支持和推进的非政府组织。此次调研，我们有幸访谈到了种子网络的核心成员李管奇老师。图1调研团队在丽江与李管奇老师座谈中国种业的市场深化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70年来，新中国种子产业的发展，随着市场的兴起及深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种业处在扎根于当地资源发展的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科学家两脚插在泥土里，全心全意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他们将当地的种子资源收集之后，形成了农业物种资源库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推动相关的育种研究。在研究者与农户的互动过程中，市场的力量几乎不存在。国家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将基层的生产一线人员和科研一线人员紧密连接起来。从种子收集到品种选育，直至为以后的杂交种业发展作贡献，很多的研究基于土办法，过程异常艰辛。第二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兴起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在1978年之前，中国的种业市场以自主技术为主。随着种业企业的逐渐成熟和市场开发，育种技术逐步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先进的技术伴随着工业化农业的话语，以绿色革命为旗号，进军中国。公共育种体系对于农户实践和在地知识的依赖性开始减弱。第三阶段，以2001年入世为标志。中国的种业向世界敞开大门，市场化推进如火如荼。主流的种业发展还是以技术和市场主导为主。市场深化带来的场景是，中国人餐桌上的食物不断丰富，但食物的品类数量和安全质量，以及背后的农业自然环境可持续性却在大幅降低。在老品种迅速消失的同时，众多的小农户在育种体系的话语权，基本被市场的洪流淹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民无法留种。农户和消费者，作为食物生产和交换的最基本参与者，却失去了对食物和种子的选择权。该趋势迅速演变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食品安全事件，并在一场全国性的转基因食物大讨论中达到高潮。第四阶段，在2016年以后，国家通过新的《种子法》修正案；同年，由企业主导的品种审定数量，首次超过了公共科研机构的品种审定数量。这标志着中国种业市场深化开始出现质变，其引起的自然和社会双重脱嵌，进入了新的阶段。市场全权主导的育种研发方式，与之前的公共科研体系截然不同。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正在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地区出现的系统性危机。当种子市场被少数公司霸占之后，食物的控制权掌握在跨国资本手里。他们所倡导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能够阻断农户、土地以及乡村社区之间，在物种多样性、生产生活技能和历史情感上的关联；甚至瓦解农户的传统知识和村庄的文化认同系统；进而，市场深化背后的主导力量——跨国资本——得以构建起以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为核心特征的食物帝国。(二)双重回嵌：参与式育种的实践历程种子网络强调还种于民，其本质是将已经被深度市场化的育种过程，重新回嵌于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之中。以参与式育种和种子银行为主要方式，农民种子网络在中国多地的乡村，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中外专家的指导下，广西上古拉、云南石头城、青海民和等18个村庄的村民，重新拾回原有的生产知识，开始了以老品种保育和在地品种研发为重要目标的社会实验。以参与式育种为例，我们试图还原种子网络的实践历程。在育种实验的第一年，科学家先在育种基地向农户发放种子，农户回到村庄，进行小规模试种。第二年，规模扩大，更多农民可以在观摩第一年实验效果的基础上，参与到品种选育的过程之中；农户对品种的高度、抗病性、生长周期等核心指标进行评分，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应保育的品种。第三年，更多的种子被评分，据此确定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期间，越来越适合当地需求的种子品种被选出来，越来越多的种子数量被收集，存入种子银行。第四年，育种成果多数会被农户接受，同时，新品种会再回到育种基地继续培育；其他区域的农户，来到当地的种子银行，互通有无，进而推进其他区域的品种选育工作。参与式育种的核心理念是还种于民，它实际上改变了品种审定与农户接纳的关系。与传统市场化的育种相比，体现出三个具体不同点：第一，育种进程由农民和育种专家共同决定。这个进程，通过构建土地、物种、环境、村民、科学家、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直至组织农户与其他村庄的农户互动，重新塑造育种过程与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关系。第二，具体的育种过程从实验室移到了田间。科学家和农户之间的直接沟通，降低了农户参与门槛，同时，农户借助政府和科学家的话语，以及种子网络等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实际帮助，提升对种子选育、农业生产、当地生态环境，乃至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第三，实际生产的品种体现了在地化原则。选育的品种可以适应当地的具体环境，并符合当地人对于食物的传统需求取向。虽然种子种植适用的范围仅限于本地，若超过相应的区域，其生长性状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但这恰恰说明了物种在地化的价值，而且在不同区域之间，种子具体选育的过程，可以相互借鉴和复制。图2调研团队在更丹屯与三叉村代表黄英莲以及外国专家座谈在与农户的对谈中，笔者能够看到，大家对于参与式育种的热情发自内心。很多农户对于重现老品种的多样价值，具有深刻的认同感。从农户们认真的笔记，互动之间的言语音调，以及脸上自信和喜悦的表情，能够清晰地体会到这种认同感。例如，在种植稻米时，农户通常只将自家留的种子作为晚稻种子，进行种植。这是因为，晚稻的种植时间更长，口感更饱满；而且，选择当地的老品种，往往意味着口感更独特。事实上，农户对味觉的强调，凸显了他们对于当地稻米品种的深层次心理体验和情感寄托。对成长环境的依恋，对淳朴乡风的传承，对传统农耕系统和村落文化的自豪感，以及由此形成的更复杂、更深刻的故乡归属情结，就是农户寄予老品种身上的那份对美好乡土生活的向往。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对种子的需求，与市场所主导的需求，并非同属一个行动逻辑。或者说，主流的经济理性和市场需求效用理论，很难对此进行完整的理解。反复体会农户与种子重新建立的联系，最重要的发现，是他们行动所引发的改变，承载了自然对于市场的回嵌，以及社会对于市场的回嵌。还种于民，让种子的多重属性开始回归，并形成多元价值，被参与其中的农业生产者所认同。具体的表现形式也非常丰富。农户在科学家的指导下，开始系统性地拒绝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选择有机的种植和养殖模式，这对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环境，具有标志性意义。同时，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人与土地、社会之间的裂痕，被种子重新缝合，促使有价值的社区认同感开始回归。农户与农户之间重新建立起信任，并开始长期合作。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这种同时叠加了熟人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合作模式，是非常可贵的体验。图3调研团队在更丹屯与种子网络代表座谈换个角度看，参与式育种对种子市场的核心利益，以及占据主导的权力主体而言，是一次颠覆式的冲击。在市场主导下，种子身上所有的多元价值，包括它原先所蕴含着的文化、地理、自然、社区教育，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种种丰富内涵，被货币收入最大化的行动逻辑所剥离，唯一剩下的只是逐利。只有符合逐利目标的品种，才有资格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和科研资源。种子市场常常以无限市场的方式出现，权力中心所能汲取的利益网络，可以漫无边际地生长。而生产者和消费者则互不相识。他们在食物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当中，无需为种子本身的命运负责，也就无需为种子依附的自然环境负责，更无需为种子所承载的食品安全负责。而在种子网络的实践中，跨国种子公司的利益被重新归还农户。这个局面已经改变了利益蛋糕的分配格局，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和对应的科学家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改变。但参与式育种的内在价值其实更深入人心。种子网络通过一步步地分点推进，让科学家能扎实地开展工作，并选择让农户自己认同自己的互动方式，鼓励所有利益相关的主体，都参与到育种进程，展开自己对当地种子和土地的关联的重构，在反复的摸索中，深化对种子和家乡的关联。而农户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过来又能够形成新的社会知识，在种子网络的帮助之下，产生基于在地知识和文化背景的科学话语体系。构建这种另类科学话语体系是极其难得的，毕竟它要对话的对象，是跨国资本所主导的食物帝国。但这种改变，的确同时发生在欧洲和全球其他地区。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研究，以及拉丁美洲多国参与的食物主权运动中都有所体现。替代性的尝试，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印证。换句话说，种子网络的实践，再次验证这种具有双重嵌入的社会运动，正在为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新的认识视角。(三)双重嵌入：还种于民与中国乡村的巨大活力种子网络的尝试，形成了认识中国所必需的实践感，也促成了种子繁育过程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关系回嵌，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还种于民的双重嵌入路径。在种子生产和交换的场域之中，真实地还原了食物、自然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深刻连接。它不仅仅是源于市场的逐利原则，同样也要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关系。同时，种子网络的实践具有可推广的价值。它们选择的试验点，往往已经有自发的农户组织。在参与式育种实践的激励下，能够实现有效的组织扩张，并进一步稳定其内在组织架构，促进农户自我组织能力提升，进而有效收集和梳理传统生态文化知识和人文技艺，继承和发展传统农业系统的深层次智慧和价值。在市场深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组织形态，能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发展理念和模式。这个模式的生成，也恰是中国乡村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体现。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中国的乡村承载了太多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性。农户的可持续生产实践，及其对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的回嵌，在市场深化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绘制出一幅多元而多彩的图景，体现了双重嵌入的转型进程。而复杂性和多元性所蕴藏的可能性，迸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这也许正是双重嵌入的转型动力来源。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网址: http://zgxcfx.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52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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